国际局势范文

国际局势范文（精选12篇）

国际局势 第1篇

一、国际经济因素作用日益加强, 全球化趋势日益显著

总的来说, 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相对和平, 经济往来开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最主要活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就真实地体现了经济或国际经济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以及在对外政策中经济的力量和影响, 并在此后成为所有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更重要的是,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 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 网络化的经济背景已经形成。

二、主要内容

首先从人类生活中两个相互矛盾的主题———国家和市场———进行阐述。长期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和市场关系争论不休, 罗伯特·吉尔平在入门时就定义了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以及研究的主要问题, 这种写作方法类似于许多哲学著作, 因为许多哲学著作从一开始就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种写作手法便于人们理解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作者尽量把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从国家和市场联系出发, 由此产生了三个问题。书的中心内容是市场经济对国家关系的影响, 以及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运用某些手段影响市场。在对待国家和市场关系时, 政治经济学有三种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作者对这三种思潮的长处以及局限性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接着作者阐述了这三种思想在贸易、金融、投资等方面不同理论。最后两章则介绍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变化以及带来的新问题。

三、总结和评价

通读全书后, 可以发现“霸权稳定论”至始至终贯彻在吉尔平所有观点之中。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 霸权可以带来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 (hegemony) 是指主权国家以某种方式按照其意志来建构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体系的权力, 其特点是具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能够以特定的方式运用其超强实力贯彻其意志或实现其利益。所谓霸权国 (Dominant country) 是指军事、政治、经济及自然资源等诸方面实力远超过其他国家, 能够推行并在一定时期实现其意志的大国。而霸权体系 (hegemony system) 则是指猫权国领导和统治的体系。罗伯特·吉尔平认为, 霸权国的存在与国际体系的稳定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他说:“由一个霸权国主宰的霸权结构非常有益于强大的国际体系的发展, 这个体系的运行规则比较明确, 霸权国既能够也愿意建立和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的规章和条例, 自由国际体系因此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

第二, 霸权可以带来公共权威 (publica uthority) , 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商品。罗伯特·吉尔平在该书中说:“霸权国为承担公共商品而提供成本, 做出了自我牺牲, 却为世界带来了稳定。”这种“霸权提供公共商品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其“霸权稳定论”思想的, 其内涵有以下方面:霸权国为承担国际公共商品而提供成本, 做出了自我牺牲;霸权国提供公共商品是建立在国家利益这一坚实的基础之上的, 而不是从一个虚幻的国际共同体的利益上开始实施。霸权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提供了自由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市场。

第三, 霸权必衰。罗伯特·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从三个层面论述了霸权必衰的原因:一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经济力量的分配格局必然会被新的霸主所打破。二是从受益角度看, 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 霸权国为维持霸权而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与从中获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当“霸权国国内消费和为保护这种体制而付出的防务开支比国民储蓄和生产性投资增长更快时”, 霸权国在经济上将丧失提供公共商品成本的能力, 从而不得不放弃霸主的地位。三是从对“免费搭车”的后果及道德影响上分析, 免费搭车者一方面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负担, 削弱了霸权国的实力, 另一方面又从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权国失去为国际社会提供自由经济体制的意愿。

第四, 霸权衰弱并非不可挽救。尽管罗伯特·吉尔平已经洞察了霸权消减的原因, 预示了霸权的合法性由于单边主义的存在而加速丧失的趋势, 但他仍然认为霸权衰弱可以挽救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稳定世界秩序。他说:“建立新体系的成本比维持体系的成本要高, 这使得旧国际体系的惯性时间会非常长, 霸权国的作用不仅仅在于该体系的日常运作, 而且在于控制住危机局面。”为此, 他提出霸权国可以采用削减成本、减少国际承诺、多边领导等手段来延缓霸权的衰弱。

总的来说, 目前为止政治经济学发展几乎所有成果加以概括, 在论述世界政治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时, 展示了罗伯特·吉尔平在政治、经济、历史、金融等方面深厚理论背景。尽量把这些方面联系在一起, 其对该领域的发展现状颇为了解。在材料占有上极为丰富。其吸收了众多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成果, 同时把这些理论归纳并同自己的观点联系起来。正是因为这样, 才能被基欧汉评价为“全面阐述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的杰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摘要：国内外学者对国家和市场关系争论不休, 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定义了政治经济学的性质以及研究的主要问题, 这种写作方法类似于许多哲学著作, 因为许多哲学著作从一开始就阐述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种写作手法便于人们理解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作者尽量把政治学和经济学联系起来, 从国家和市场联系出发, 由此产生了三个问题。

中东北非局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第2篇

2010年12月17日，由突尼斯一个失业大学生与警察发生的冲突引发了国家骚乱，烧遍了整个突尼斯，本﹒阿里政权下台。更加出人意料的是，突尼斯**，一石激起千层浪，震动了阿拉伯世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阿尔及利亚、也门、巴林和利比亚等多国也出现一系列**。中东进入了敏感的政治动荡期。目前北非中东动荡已经持续数月，不仅对阿拉伯世界造成直接和广泛的影响，对国际形势也将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阿拉伯世界由22个国家组成，总面积约142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亿。阿拉伯世界覆盖北非、中东，盛产石油，扼守地中海重要运输线。阿拉伯世界既自成一体，又与外部世界密切相接。这一地区历来十分复杂，各种内外部因素相互渗透，矛盾交织，宗教组织庞杂，传统的种族宗教冲突始终难以平息，加上近年来恐怖势力以此为基地，可谓是热点密布，一触即发。

此次被外界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内乱引发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动荡，反映了阿拉伯世界所具有的共同性的一面：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相似、经济结构单一，管理方式不足，政治、经济与社会模式相对封闭和脆弱。而现代信息和网络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静水深流，使得潜在的冲突易燃突发，且难以控制地播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国际**并非由国家间冲突引发，却可能从国家内部冲突催化外溢为地区冲突。这是当前北非中东**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由此可见，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相互交往合作的加深，一个国家内部的稳定与发展不单单是国家自己的事情，其对于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当前北非中东**可能产生的影响，可以从偶然性、联系性和有限性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是偶然性。诚然，中东北非**有其深刻的国内社会背景，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事件发生的时间、引发**的直接诱因都具有偶然性，并不是蓄谋已久或外部势力长期策划、设计和控制的结果。看待这一事件不能忽略偶然性因素而单纯强调必然性因素。这对于我们分析事件的性质和可能造成的影响都至关重要。

其二是联系性。我们不能误用因果，但我们又必须看到那些我们没有足够重视的联系性，对可能产生的影响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在这里必须强调此次**对非传统安全的影响。首先是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此地并非国际著名产粮区，但却是小麦生产不可缺少的化肥原料磷酸盐的重要产地。北非占有全球57%的磷酸贸易、46%的磷酸盐贸易；其次是石油价格出现重大波动。埃及与其近邻都是传统的产油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的石油供应地之一。埃及还拥有苏伊士运河等世界重要的石油通道和物流中心，每天有100多万桶原油从这里通过。自利比亚动荡以来，国际原油价格已经超过每桶100美元，达到二年半以来的最高值。第三是有可能对欧洲造成新一轮难民潮。据意大利相关结构估计，中东北非动荡将可能出现一百万难民涌向欧洲邻近国家。第四则是恐怖活动。由于中东北非动荡与政权更迭相关，一些支持恐怖主义或恐怖主义势力、政治组织可能掌权，这将有可能对国际反恐形势直接产生颠覆性影响。伊斯兰教激进派势力也可能由此坐大。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国家间合作。

其三是有限性。此次事件的重要影响不会造成中东政治格局或全球政治格局的根本改变，事件不可能对全球力量格局造成根本性影响，对大国战略调整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对于全球政治或全球治理具有重要影响的G20成员中，虽然有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但没有一个是处于此次**中的国家。

从地区政治格局看，由于埃及穆巴拉克的下台，美国可能会加大与北约中唯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土耳其的合作，土耳其在这一地区中的地位和影响将会加大。但对于地区稳定的作用仍有待评估。此外，由于中东出现乱局，这一地区出现反美情绪，伊朗内贾德政权稳定程度不降反升。

美国对于中东北非**的政策陷于困境：一方面表示支持，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政策谨慎犹豫。虽然美国在言语上支持中东的民主进程，但由于美国在中东的利益错综复杂，政治后果尚不确定，采取何种具体政策还处于讨论之中。

美国与欧盟北约等组织在对待这一地区局势的军事介入方式以及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等问题上也有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为期18天的倒穆风暴中，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群众参加示威游行，虽然矛头指向穆巴拉克，但反美反以情绪贯穿其中。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反美情绪在埃及浮现，美国的风险是正在失去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中东乱局会对美国总体战略产生影响。美国的中东外交是考验奥巴马外交的关键，是其谋求外交得分的核心地区之一。因此，没有确定把握，奥巴马不会轻易出牌。

美国会投入相当精力做好中东的维稳工作，将更多的资源投入中东新秩序的构建。埃及和中东**必将损耗美国的外交资源，牵制美国的精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在东亚战略的部署。

国际局势 第3篇

【关键词】国际格局 外部环境 中国外交

【作者简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2010年是新世纪头十年国际局势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或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其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家庭“去债务化”进程尚未完成，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复苏的强度仍然较弱。世界经济“双速”复苏成为2010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复苏的势头没有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差异会缩小。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需要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延长减税政策将促进短期内的经济增幅加快；欧洲债务危机与紧缩财政政策会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速；日本经济也将因外需下降而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将降至4.2%，其中发达国家总体由2010年2.7%的增幅降至2.2%；而发展中国家也由2010年7.1%的增幅将至2011年的6.4%。 其他一些国内外权威机构也都相应调低了对2011年经济增幅的预测，尽管具体数据不尽相同。

世界经济保持“双速”和“温和”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三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第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呈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不断攀升的态势，从而助推了国际力量格局朝着多极化、均衡化的势头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局的统计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年均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达到世界总产出30%以上，其中“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占比就接近15%。 同时应该看到，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仍处于“量变”阶段，发达国家仍处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历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由新产业周期本身带动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消费也尚未重新进入扩张期。总体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实体基础在短期内仍处于休养生息过程，且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期，将经历10-1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全球仍在为2025年前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奠定物质基础。各国因此纷纷加紧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例如，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了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美国似乎也在告别依靠过度信贷促进消费和依靠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同样，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共性之一就是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力争在新一轮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占得先机，保持领导地位。

第三，世界经济短中期内面临三大风险并与世界经济长周期相互交织，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财政政策的收缩，将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欧洲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信心危机，势必对全球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蝶振”效应。二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大量产能利用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其在继续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与担心公共债务难以为继之间进退两难。特别是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继续刺激经济计划的矛盾突出，已成为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三是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可能引发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并加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造成严重负面后果。 总之，随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和不平衡的持续，在经济政策方面，不仅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也在拉大，各国在平衡国内发展议程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困难增加。特别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及行动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实质性损害，从而进一步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 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何去何从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其次，大国关系加速调整，起伏前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治理发展和地区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各主要力量加速各自对外战略调整，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对外战略进入了战略重点转移和战略实施阶段，力争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和南亚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处于收缩期；在欧洲以稳固北约、重启对俄关系为中心的战略处于巩固期；美国恢复和加强其亚太影响的战略调整尤其引人注目，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亚太战略正处于成型期。 日本政治在2010年孕育着新的动荡。民主党执政后推行的“亲美入亚”路线受到美国打压，菅直人团队对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亲美疏中”的失衡状态。俄罗斯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打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创新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与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总体上俄罗斯已经走出2008年俄格冲突后被西方孤立的战略困境，突出务实外交。 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也日益强化对外关系中的本国利益和本国立场，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多元化，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 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新兴大国从地区走向国际、实行多元化外交的新格局。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国家”、 “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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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同步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大国合作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挑战已经成为各大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不断宣示的中心思想。但另一方面，合作协调议题大多停留在口惠层面，实质性层面进展有限。与此同时，大国间围绕地区影响力、货币利益、贸易优势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夺日益明显，并有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趋势，相互视为威胁的可能性上升。两重性反映了大国关系中固有的规律，这不但出现在中美之间，在其他大国之间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反映了在国际体系行将发生改变之际，大国维护重大/核心利益的决心明显强化，争夺利益、巩固和强化自身地位的态势在上升，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团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增加了大国相互之间的合作、互谅、让步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难度。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于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构建产生了复杂影响。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机制改革虽已进入谈判阶段，但主要大国的利益差距和立场分歧将使得谈判异常艰巨。以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催生下加快了步伐。但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的意愿明显衰退，新兴大国在危机期间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了更加艰难的常态博弈期。国际社会也从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了“协商疲劳期”。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激烈。 以G20峰会为例，在以应对危机为主题的伦敦峰会和匹茨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随着危机的高危期过去，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成员的利益分化、分歧增加的矛盾开始显现，也预示G20开始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向协调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管理机制艰苦转型。 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甚至反复的过程。

第三，中国因素/中国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超出外界和中国自身的预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定位和相互调试的矛盾又凸现出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都提前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敏感期和摩擦期。譬如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2010年也是中国新世纪20年机遇期头十年的最后一年和新十年的承上启下的年份。中国头十年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国际环境的有利态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总体环境仍然对中国有利。 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因此，如何预防、削弱各种内外挑战的叠加、积聚乃至倍增的负面效应，防止局部性的挑战破坏整体的外部环境，将是我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大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在国内要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统筹考虑中国的外交原则、利益边界、国际地位、能力范畴以及对具体领域问题的影响力，平衡把握“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应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其次，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当前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管理好中日关系，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以及我与其他新兴和地区大国的关系。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同时大力增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和有影响的地区力量在国际秩序共建方面的共享理念，推动与其他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选择优先领域，制订行动计划，逐步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总之，在实施我大国外交中应不断突出“议题”的引领、关注合作中“权益”的互利、重视对各国政策的实际“效应”。

第三，升级地区战略，在新一轮亚太秩序的构建中发挥强有力的塑造和引导作用。在经贸领域，中国应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规模尚小、影响有限之际，通过中国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中韩自贸区的谈判，通过中韩自贸区推动中日自贸区直至中日韩自贸区的实现，继续加快10+3合作的机制建设，同时积极探索10+3与TPP之间以及与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互动的阶段性目标和行动方案。在安全领域，要坚持“以非传统促传统”的路径，加强和地区各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来促进和相关国家的国防和防卫合作，从而提高相互之间的战略互信水平。中国要努力把树立“互联互通”是“共赢互利”的共识作为加强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加强与各国官方和民间的协调，使其成为地区共同的事业。在解决海洋、陆地等争端的时候，中国要探索新的思路，有机结合中国长远利益和国际海洋权益的一般发展态势，把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与中国的发展战略相统一。

中国当前局势与外交对策 第4篇

我国国际环境严重“恶化”了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特别是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之后, 世界局势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变化之中, 国际关系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主要原因是, 随着全球化、多极化和信息化的持续发展, 美国等守成大国与中国等新生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 守成大国长期享有的绝对优势逐渐消失, 出现了他们所谓的“不平衡”。中国崛起之迅猛, 国际地位和影响提升之显著, 均出乎西方世界的预料, 引发他们对中国崛起的疑虑、紧张和担忧。为了维护传统优势地位, 牵制、遏制和防范中国的持续发展, 成为美国等国全球战略调整的主要考虑和目标。

近年来, 美国高调推行所谓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 加大对亚太的外交和军事投入, 竭力制造和宣传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 不择手段地挑拨亚洲国家同我国关系, 策动一系列麻烦事件, 以期搅乱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美西方舆论别有用心地散布中国具有“控制亚太”的扩张企图, 对外更加“强硬”和“粗暴”, 对周围国家构成“威胁”, 为美国调整亚太战略制造借口, 并极力渲染中国外交处于“孤立”等。面对各种新挑战, 国内也有人认为我国国际环境严重“恶化”, 甚至质疑我国的对外原则和外交政策。

如何看待我国国际环境, 不仅涉及有效应对外交挑战的问题, 而且关乎我国发展的总体战略, 需要全面准确地加以评估。

形势虽非一片光明, 也绝非黑云压城

判断国家的国际环境, 不能仅看一时一事, 而需要全面观察和综合分析。这几年, 主要缘于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相关行为, 朝鲜半岛以及南海、东海地区风波不断, 事端频生, 确实对我国周边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不小冲击, 给我国外交增添一些新的复杂因素。但总体来看, 这些仍是局部问题, 我国包括周边在内的国际环境全局依然良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历史上, 我国至少有三个时期处在相当恶劣的国际环境中。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安全上包围的敌对政策。我国还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抗美援朝, 与美国及其追随者打了一场热战。那时的国际处境确实艰难。二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北有苏联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 南有美国侵越战争炮火, 西南边和东边也不断听到反华叫嚣, 可以说四周都面临着安全威胁。三是1989年中期之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国际棋局大变之机, 掀起一阵猖獗反华浪潮, 对我国实行全面“制裁”, 企图“以压促变”, 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意味。至少有两次, 中国都面临被原子弹打击的风险。在那样凶险的情况下, 我们都冷静估判形势, 坚定而沉着地应对挑战, 最终都扭转了局面, 成功地摆脱逆境, 更加自信地向前发展。我国目前国际环境虽也出现一些挑战, 但与那些时期的严峻局势相比, 则有天壤之别。

从我国外交的大国、周边、发展中国家、多边四大领域来看, 更是成绩昭著, 影响深远, 显示出我国拥有有利的发展环境。尽管挑战增多, 但基本上仍是机遇大于挑战。

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健康稳定, 处于良好发展态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强劲发展, 政治和战略关系不断深化, 各个领域的互利合作日益扩大, 展现出更密切、更广阔的合作前景。中欧关系稳中有进, 双方互利合作基础坚实,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欧洲对我国认识加深, 发展与华合作的积极性明显增强。我国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大国历史经历与发展任务相似, 彼此共同语言多, 发展务实合作的愿望强烈。经过“金砖国家”四次峰会, 相互了解和交流加深, 增进了之间的互利共赢合作。

中美关系历来具有复杂的两面性, 合作与摩擦并存。目前受到美国大选政治的负面影响, 双方一些矛盾和分歧被人为地扩散, 噪音较多, 严重损害双方战略互信的建立和两国关系气氛。但客观现实是, 现在两国无论各种交往的层次和频率, 还是实质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都是前所未有的。中美各有自身利益的诉求, 但双方利益日趋交融, 领域广阔、规模庞大、利害关联的合作, 对两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合则两利, 斗则共损”。尽管有些消极因素在“发酵”, 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主导方面。两国正在探索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景, 表明“中美冲突”并非必然趋势, 更不是双方的抉择。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指导下, 两国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作为近邻和亚洲两个重要国家, 中日发展长期友好关系, 既有利于两国人民, 也有助于亚洲和平、稳定与发展。但日本少数右翼分子不断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制造事端, 挑动民族情绪, 严重损害中日关系和两国人民的感情。2012年他们更借助美国战略东移之势, 在钓鱼岛问题上屡屡挑衅, 蠢蠢欲动, 企图造成日本占有的事实, 酿成目前中日关系的紧张局面。必须看到, 如果中日为此形成全面冲突或对抗, 对两国都没有什么好处。

我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 与周边各国互利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进展, 成效卓著。在真诚友好、团结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方针指导下, 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着传统密切关系, 中非合作论坛、中阿 (拉伯) 合作论坛等地区合作机制发挥着积极作用与影响。

在国际事务中, 我国坚持原则, 秉持公道, 伸张正义, 力主各国平等, 反对干涉内政, 为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在处理热点问题, 应对各种全球性危机, 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中, 作出积极贡献, 受到普遍好评。

应该说, 世界存在着广泛的不平衡, 各种各样矛盾很多, 各国观点和利益不尽一致, 相互关系中发生这种或那种问题是正常的。作为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大国, 中国崛起必然影响到世界各方, 甚至触及一些国家方方面面的利益, 引发一些争议。这也属于正常现象。我们思想上应有所准备, 管控好出现的矛盾, 积极妥善应对。

仅仅依据钓鱼岛、南沙群岛发生的局部事件, 或者美国调整战略采取的一些行动, 就断言中国国际环境恶化, 是站不住脚的。为此感到紧张不安, 也是大可不必的。处在这样一个深刻变化中的世界, 对中国挑战增大, 矛盾增多, 很自然。我国国际环境不可能总是一片光明, 也很难形成黑云压城局势。

外交政策既要与时俱进, 更要固守根本

我国外交政策是基于国家政治性质、民族优良传统。中国根本利益、国际关系原则和世界形势变化等综合元素发展形成的, 是我国外交实践经验与教训的积累, 凝聚着几代领导人和众多外交人员的智慧和心血。和平外交和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两大基本要素。外交政策的主要内涵都是经受过实践的反复检验, 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外交政策也要与时俱进, 根据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及时调整创新。但变革不能脱离原则, 而要守住根本。

进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色的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变迁和国内发展实际, 科学把握时代的特征, 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 对我国外交政策和策略进行了创造性重大调整, 确立了中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政策与方针, 指导我国外交创造出崭新的局面。

在此基础上, 我国根据形势变化和时代要求, 充分考虑世界人民的意愿, 提出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国际关系民主化, 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 睦邻友好的地区合作观等一系列新思想。在外交实践中, 我国也对一些具体方针进行了适时的必要调整, 如参与国际维和等。

但我国外交的根本性原则关乎我国的性质、国际关系准则和我国及世界人民利益, 必须坚持下去, 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第一是和平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是国家性质和我国发展利益所决定的, 是与我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基本国策。和平外交政策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包括维护世界和平,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 不对任何国家进行侵略或军事威胁,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搞扩张, 等等。

我国在实际行动中一直贯彻这些原则。以解决领土纠纷为例, 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邻国最多和海上邻国众多的国家, 存在着众多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14个陆地邻国中, 中国通过和平谈判方式, 成功地解决了与12个国家的边界问题, 并与印度达成维持边境和平的协议。在暂时未能解决的领土问题上, 中国提出了“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积极主张。我国始终坚持这一方针, 从未主动挑起事端。所有这些都雄辩地表明中国维护和平与稳定的诚意。

第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 邓小平庄重宣布,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 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 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 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独立自主, 一是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 绝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二是一切从本国国情出发, 完全自主决定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模式和政策。三是国际上保持独立的地位, 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 奉行真正的不结盟政策, 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四是对一切国际事务, 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五是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 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 顾全大局而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六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 不畏强暴, 不屈服任何国家的压力。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存身立业的根本, 是我国区别传统强国的标志, 也是我国大国形象的品牌。认真领会和把握这些原则, 对我们处理当今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不能专心致志谋发展就有可能错失历史机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但我国实际上是处于将强未强的时期, 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 具体实力还不够大, 离真正现代化目标尚有不小距离。全面发展依然是我国的主要任务, 全国人民仍需继续集中精力艰苦奋斗相当长时期。如在此关键时刻过高估计我国力量, 心生旁骛, 不能专心致志谋发展, 就有可能错失历史机遇, 影响关乎子孙万代的振兴大业。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 必然会引起世界上一些人失落、嫉妒、疑虑和恐惧, 千方百计进行遏制和防范。中国越发展, 他们越着急, 在这些方面下得工夫越大。诸如设置障碍, 限制排挤, 制造舆论, 诋毁形象, 各种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美国搞亚太“战略再平衡”, 就是“平衡”中国, 牵制我国的发展与影响。

坦率地说, 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中国人民发展自己的意志, 阻遏不住中国崛起的势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我国自己。

中国发展一是需要国内稳定团结, 二是国际和平环境。美国人说他们陷于中东10年, 给了中国崛起的机会。现在美国“重返亚太”,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设法搅乱中国的地缘环境, 把中国拖进没完没了的邻国纠葛中, 打乱中国的发展规划和部署。多年来, 在我国的努力下, 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问题虽存在争议但基本维持平静, 既没有改变“主权属我”的事实, 也没有妨碍我国与有关国家关系的发展。经过美国这么一搅, 顿时成了众目关注的热点, 也牵引了不少中国人的精力。

古人曰:“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牢牢记住发展这个战略大局, 任何时候我们都要认真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 对各种人为的外来挑战, 我们都需坚定与镇定, 而不是焦躁与浮躁。在事关我国领土主权问题上, 态度一定要坚定, 处理时则要镇定、沉着地做我们应做的事。

国际局势 第5篇

2010年是新世纪头十年国际局势大震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份，具有国际秩序加速变革过程中鲜明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国际力量格局的多极化、均衡化势头不减，但总体上仍属于美国一超之下的三元（美国、欧盟、新兴大国）基本格局。国际体系的深度变革以及全球治理需求加大与国际治理机制供应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当前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在上述基本格局和主要矛盾的推动下，当前国际局势呈现特有的复杂、多变、胶着的态势，国际关系中的一系列矛盾凸显，反映了国际体系大变革时代的众多格局性和趋势性重要变化。

一、影响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三大变量

首先，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持续，推动了国际经济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加速调整，新一轮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和增长模式将成为影响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局势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世界经济大体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全面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其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以上。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已经恢复或者超过了危机前的水平，而且其进口增速超过了出口，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复苏对于发达国家的增长具有积极意义。相对而言，主要发达国家受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的影响，家庭“去债务化”进程尚未完成，与以往的经济复苏相比，复苏的强度仍然较弱。世界经济“双速”复苏成为2010年全球经济最显著特征。②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正从迅速反弹的阶段转向速度放缓的阶段，尽管世界经济在2011年“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引领世界复苏的势头没有变化，但与发达国家增长率的差异会缩小。原因是新兴经济体已经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需要尽快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实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延长减税政策将促进短期内的经济增幅加快；欧洲债务危机与紧缩财政政策会降低欧元区经济增速；日本经济也将因外需下降而减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的增幅将降至4.2%，其中发达国家总体由2010年2.7%的增幅降至2.2%；而发展中国家也由2010年7.1%的增幅将至2011年的6.4%。③其他一些国内外权威机构也都相应调低了对2011年经济增幅的预测，尽管具体数据不尽相同。④

世界经济保持“双速”和“温和”的复苏态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复苏，预示着国际经济格局的三个深刻而复杂的变化：第一，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继续呈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不断攀升的态势，从而助推了国际力量格局朝着多极化、均衡化的势头发展。根据美国经济局的统计数据，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比重年均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目前达到世界总产出30%以上，其中“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的占比就接近15%。⑤同时应该看到，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力量对比变化仍处于“量变”阶段，发达国家仍处于整体发展水平的高端，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和主导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结构处于深刻的调整阶段，创新和产业转型仍处于孕育期。经历了近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的产业基础尚未真正建立，由新产业周期本身带动的固定资产更新和投资尚未大规模启动，消费也尚未重新进入扩张期。总体上世界经济复苏的实体基础在短期内仍处于休养生息过程，且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第六个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的下降期，将经历10-15年左右的低速增长阶段，全球仍在为2025年前后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大发展积蓄能量、奠定物质基础。各国因此纷纷加紧自身的经济结构调整。例如，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加快了平衡消费、投资和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美国似乎也在告别依靠过度信贷促进消费和依靠消费促进增长的模式。同样，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共性之一就是寻求新的产业增长点，力争在新一轮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链中占得先机，保持领导地位。

第三，世界经济短中期内面临三大风险并与世界经济长周期相互交织，增加了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欧盟财政政策的收缩，将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而欧洲一旦出现更大规模的信心危机，势必对全球世界经济复苏产生“蝶振”效应。二是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大量产能利用不足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其在继续实行财政刺激计划与担心公共债务难以为继之间进退两难。特别是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与继续刺激经济计划的矛盾突出，已成为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严峻挑战。⑥三是发达国家的低利率可能引发大量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美国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改变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推高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汇率，并加剧这些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对经济增长和减贫造成严重负面后果。⑦总之，随着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和不平衡的持续，在经济政策方面，不仅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分歧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政策分歧也在拉大，各国在平衡国内发展议程与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的困难增加。特别是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各种形态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及行动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了实质性损害，从而进一步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步伐。⑧国际经济和贸易体系何去何从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其次，大国关系加速调整，起伏前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全球治理发展和地区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各主要力量加速各自对外战略调整，力争形成有利的战略环境。美国“奥巴马主义”的对外战略进入了战略重点转移和战略实施阶段，力争维护美国对国际事务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美国在中东和南亚以反恐为核心的战略处于收缩期；在欧洲以稳固北约、重启对俄关系为中心的战略处于巩固期；美国恢复和加强其亚太影响的战略调整尤其引人注目，以应对中国崛起为中心的亚太战略正处于成型期。⑨日本政治在2010年孕育着新的动荡。民主党执政后推行的“亲美入亚”路线受到美国打压，菅直人团队对鸠山时期的外交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日本的外交格局再次出现“亲美疏中”的失衡状态。俄罗斯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打造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联盟”，试图与欧洲国家建立“现代化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创新合作战略伙伴关系”，与亚太和新兴市场国家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总体上俄罗斯已经走出2008年俄格冲突后被西方孤立的战略困境，突出务实外交。⑩德、法、英等欧洲大国在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中，也日益强化对外关系中的本国利益和本国立场，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多元化，对欧盟一体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11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积极投入全球化进程，日益呈现出新兴大国从地区走向国际、实行多元化外交的新格局。特别是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大国不同程度地加快了通过机制化合作来共同应对外部压力、推进各自利益的步伐。“金砖国家”、12“基础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成为当前全球多边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的两重性同步上升的现象日益突出。一方面，包括金融危机、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强化了主要大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纽带，提高了大国合作应对的紧迫感，大国合作应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挑战已经成为各大国领导人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不断宣示的中心思想。但另一方面，合作协调议题大多停留在口惠层面，实质性层面进展有限。与此同时，大国间围绕地区影响力、货币利益、贸易优势等重大问题展开的争夺日益明显，并有扩散到政治安全领域的趋势，相互视为威胁的可能性上升。两重性反映了大国关系中固有的规律，这不但出现在中美之间，在其他大国之间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反映了在国际体系行将发生改变之际，大国维护重大/核心利益的决心明显强化，争夺利益、巩固和强化自身地位的态势在上升，发展中大国的合作团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增加了大国相互之间的合作、互谅、让步和维护共同利益的难度。

大国关系的调整对于国际治理机制的改革和构建产生了复杂影响。以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机制改革虽已进入谈判阶段，但主要大国的利益差距和立场分歧将使得谈判异常艰巨。以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机制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催生下加快了步伐。但随着传统大国走出危机后让步的意愿明显衰退，新兴大国在危机期间获得突破性机遇后进入了更加艰难的常态博弈期。国际社会也从金融和经济议题上的“讨论活跃期”进入了“协商疲劳期”。围绕全球治理的风险、成本的分担、利益的分享、发展空间的分配等问题，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非常激烈。13以G20峰会为例，在以应对危机为主题的伦敦峰会和匹茨堡峰会取得巨大成功后，随着危机的高危期过去，G20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成员的利益分化、分歧增加的矛盾开始显现，也预示G20开始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向协调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的管理机制艰苦转型。14在北强南弱和美国主导地位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形下，国际经济体系改革将经历一个缓慢、曲折甚至反复的过程。第三，中国因素/中国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关系、国际格局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之一。改革开放头三十年，中国大体解决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问题。随着中国发展速度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超出外界和中国自身的预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和周边地区之间重新定位和相互调试的矛盾又凸现出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之间围绕身份定位、利益结构、行为准则、责、权、利关系等都提前进入新一轮调整的敏感期和摩擦期。譬如当前亚太秩序正经历的二战后第三次重建就主要围绕着中国而展开，中国的战略和政策将成为影响该地区秩序建设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中国外交新形势下面临的三大新挑战

2010年也是中国新世纪20年机遇期头十年的最后一年和新十年的承上启下的年份。中国头十年成功地抓住和利用了国际环境的有利态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局势的总体环境仍然对中国有利。15同时，中国外交也面临着空前机遇和空前挑战并存的局面，两者互动、转化的频率和可能性增强，从而对我们的战略规划、环境塑造以及机遇创造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换言之，中国外交正从以往以利用机遇为主向主动创造机遇为主转移，需要从“乘势”向“做势”转变。

首先，中国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叠加、内外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一是传统问题和非传统问题的叠加，中国不但面临两岸统一、领土和海洋争夺等传统主权问题，同时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甚至向中国聚焦的压力。二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的叠加，在面临国际压力的同时，国内矛盾多发而敏感，涉及各个领域，政治体制面临改革攻坚，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转型，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军事上面临如何保卫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问题，文化上面临着如何确立核心价值观，等等。上述国内矛盾又与世界经济可能步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全球范围内民粹思潮涌动、民族主义上升重叠。三是我周边环境的热点问题和我与大国战略关系矛盾的叠加，特别是美国从对我放软身段求合作向强化战略防范方向发展，战略重点东移；我周边重点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的许多国家面临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以及新一轮力量组合，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地区热点问题趋于活跃和某些邻国动荡对我周边和谐构成重大挑战。我周边环境在赢得十年机遇期后可能面临未来十年的挑战期。因此，如何预防、削弱各种内外挑战的叠加、积聚乃至倍增的负面效应，防止局部性的挑战破坏整体的外部环境，将是我未来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相互定位和相互调适的矛盾再度凸现。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从融入现存国际体系的适应、学习为主的阶段向改革、重塑、创制国际机制的混合阶段转变，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持续上升，后者的比重将不断上升。这一过程容易在国际社会中被放大为所谓“全球问题中国化”的舆论效应，也易凸显中国“被大国化/被强国化”后国际国内对中国责任期待大幅上升与中国实际能力及意愿之间的反差。此外，它还容易加剧中国与全球和地区战略力量之间磨合调整的时间压力：原先可以更加从容调试的利益关系、相互认知被提前或被压缩，容易使关系调试因缺乏精细操作或误判而出现矛盾的累积、动荡。最后，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难度也大大加大。但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在构建新一轮与外部世界和国际体系互动关系中的目标、手段，包括中国构建国际体系的核心价值和理念，将是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性质的关键。

第三，进入新十年后，中国对外战略实施过程中将遇到的主要矛盾仍是整个国际体系重组和转型的新要求与中国主动的对外战略规划能力、国际制度的建设能力、国际议题的设计能力、矛盾、危机的处理机制和政策疏导能力以及外部良好舆论环境的塑造能力之间的差距。中国外交所面临的身份多重、参与主体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相对滞后的压力会持续上升。因此，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意识，提高能力仍然任重道远。目前，中国对外战略的主动塑造意识仍然落后于我快速增长的国际影响的现实需要。一是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日趋复杂，越来越需要我增强制定全球战略的意识。二是中国内部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示强”倾向，危机意识有所欠缺。三是中国外交仍处于被动应对居多，主动塑造不足。因此，加强培育大国乃至强国的战略意识和国民气度，多方位确立我大国外交战略的紧迫性在不断上升。

三、如何适应外部环境新变化的几点思考

首先，要把提升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新调适和相互建构过程中的国际话语权能力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在国内要加强全球化、多极化背景下中国“新兴发展中国家”定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问题的外交理论探讨，推动形成新时期我外交战略目标、理念传播、手段运用、机制建设等方面新的国内共识。在国际层面上则要在维护中国“发展中国家”基本定位的前提下，主动把握“国际责任”的国际话语权。在承担“国际责任”中统筹考虑中国的外交原则、利益边界、国际地位、能力范畴以及对具体领域问题的影响力，平衡把握“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在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议题上应积极回应国际关切，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地营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环境。在涉及中国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应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地捍卫主权、安全和发展权。在不涉中国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不能置身事外，应积极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加大力度培育国内民间力量参与地区和全球问题的能力和机制建设，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把解决国际冲突的能力作为培育强化大国意识的重要环节。

其次，多方位确立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当前的重点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管理好中日关系，积极发展中欧关系以及我与其他新兴和地区大国的关系。一是要从以往较单一的经济外交为主转向多元的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外交的同步努力，营造好中国与主要大国总体稳定、平衡及合作的关系。二是要通过在新一轮国际秩序重构中扩大中国与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交汇面，有效管控相互之间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同时大力增进中国与主要大国和有影响的地区力量在国际秩序共建方面的共享理念，推动与其他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选择优先领域，制订行动计划，逐步推动中国与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三是在周边地区安全架构重构过程中，加紧与美国探讨在亚太发展“包容性的安全框架”，努力破解今年以来“中美和亚太邻国”三边互动中与中国不利的地缘战略态势。总之，在实施我大国外交中应不断突出“议题”的引领、关注合作中“权益”的互利、重视对各国政策的实际“效应”。

乌克兰局势走向 第6篇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在乌克兰采用武力是最后手段。此言一出，缓解了市场对乌克兰问题可能引发战争的担忧。不过，危机并未彻底解除，市场人士对乌克兰局势走向有如下五种看法，每种看法对阁下身家影响不一样。

1.乌克兰加入欧盟，保持国家完整和独立。这种情况是欧美的一厢情愿，俄罗斯肯定不能接受，所以不太可能出现。

2.克里米亚独立，乌克兰其余地方保持主权完整，乌克兰加入欧盟。这是俄罗斯所能接受的最低要求，勉强接受。俄罗斯会派兵帮助克里米亚独立，欧美也能接受。

3.乌克兰分裂为两个国家，第聂伯河东岸独立为一个新国家。这是俄罗斯最喜闻乐见的，但仍然不是她的最后目标。这种情况欧美难接受，但勉强可以接受。

4.乌克兰完全被俄罗斯吞并。这种情况是欧美无法接受的，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出现。

5.乌克兰宣布为永久中立国家，克里米亚半独立，这种情况欧美和俄罗斯都能接受，但是互相不信任，乌克兰还会摇摆，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出现。

在笔者看来，如果乌克兰加入欧盟，欧盟多了个较希腊更穷的穷亲戚，欧元应跌；如果克里米亚独立，而乌克兰入欧盟，欧盟一样有个穷亲戚，但美元将受压，卢布会回升，因为今时卢布是在大贬值中，但接下来几年，欧元升势会受压，因为俄罗斯军事力量向西伸了，市场应会以此不时炒淡欧元；如果乌克兰分裂，各自归边，世界又太平；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吞并，接下来的十多年世界不太平；如果乌克兰宣布永久中立，难！因为能永久中立的是瑞士，乌克兰靠做军火维生，怎能中立？

从今时到5月，以上5种情况都难发生，最易发生的是枪声。迄今为止，俄军入克里米亚未发一枪。这个未发一枪是颇关键的。如一直到5月克里米亚公投时，俄军或乌军仍未发一枪，你道这个“入侵”是否奇怪？

虽然克里米亚未闻枪声，没有人倒地，但投资市场上已经炮声隆隆，有人不幸倒地。由今时至3月底，预计环球市场会：

1.日元升。日本财政年结是在3月31日，每届年结，日本公司都要将外汇汇回日本换成日元。在上世纪80年代前，是在3月才汇钱回日本。在90年代后，则提前在2月或1月做。今年1、2月时未见日元升（即未汇回日本），估计是日本企业以为安倍晋三会使日元弱，故可以迟些汇回日本。不过，乌克兰事件发生在3月1日，估计整个3月内事情都不会解决。如此一来，一些借日元去炒carry Trade的炒友一听有乱就平仓，自动还日元。在这个双重压力下，今年3月日元的上升压力不小，兑美元升穿100日元的机会有八成。如果开枪，有八成机会日元回见95，日本经济会死半截。

2.金价升。理由显而易见，不用讲吧！关键是位，金如升破1434美元，将是升破双底颈线，向上望1687，也即可上破大下降轨，之后……？

3.美元汇率。只能升少少，因为QE未退，美经济复苏缓慢，美国要维持长期低息，在这前提下，美汇应难兴。

4.美息跌。主要是避险资金流入美债，一个关键位是10年期美债息跌破2.5厘及升破2.8厘。息跌破2.5厘，反映避险意愿强；息升破2.8厘，如果不是美国另外有场金融危机，又或是美国国内通胀急升，则应反映乌局问题得到解决。

5.环球股市跌。只要不出枪声，股市就有得波动，但问题不大；但一出枪声就大乱。

乌克兰事件，其实应正名为克里米亚事件，是在发酵中，希望不要搞出大麻烦来，就阿弥陀佛了！

面对半岛局势再谈“阳光政策” 第7篇

(一)“北方警戒线“(Northern Limits Line)

黄海东部,朝鲜半岛西侧,习惯上一直被韩朝民众称之为“西海”。“西海”本是一片富饶的海域,盛产花蟹和牡蛎,以丰富的海产资源回馈着韩朝两国西部沿海的居民。被称为“西海五岛”的延坪岛、白翎岛、大青岛、小青岛、隅岛,及其周边的诸多小岛,像是散落的珍珠,装点着这片美丽的大海。然而,一条看不见的“北方界线”(北方警戒线),却使这片海域成为韩朝关系紧张之时冲突频发地带。可以说,韩朝间的多次冲突都与“北方警戒线”有关。

所谓“北方警戒线”,是朝鲜和韩国一直存在争议的一条海上界线。韩战之后,1953年7月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北纬38度线,俗称“三八线”,为朝鲜和韩国的临时分界线。但该线只限于对陆地的划分,而没有涉及海洋的界线。另一方面,《停战协定》同意美军仍然控制“三八线”以北的5个岛屿,即白翎岛、大清岛、小清岛、延坪岛及隅岛,但对这些岛屿周围的海域则没有规定。在《停战协定》签订几个月之后,美军自行沿这些岛屿划定了约有150海里长的“北方警戒线”,作为自己的海上控制线。然而,朝鲜方面一直不予承认,并于1976年自行划定一条“南方警戒线”来主张其12海里的领海管辖权。两条单方面划定的界线形成了一个海上重叠区域,而双方的争端就在此区域发生。1999年6月,朝韩首次在同一地区发生海上冲突。之后朝鲜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宣布了美军所管辖的5个岛屿的通航秩序,并强调“通航区域和航路是考虑到这5个岛屿位于朝鲜领海内的情况而设定的,不能成为美军的水域”。但韩国认为“北方警戒线”是一条有效的海上分界线。

特殊的历史背景、独特的地理形势、韩朝间起伏不定的双边关系,使“北方界线”附近成为朝韩冲突的火药桶。据韩国媒体统计,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韩共发生了470多次规模不等的冲突,其中惊动世人的大都发生在“北方界线”附近海域。自2009年11月10日韩国和朝鲜海军在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附近发生交火以来,朝韩关系在经历连续两年的低谷之后对立加剧。2010年11月23日发生的延坪岛炮击事件,是两国自朝鲜战争停战57年以来爆发的最严重边境冲突。一时间,朝韩双方剑拔弩张,而这片海域也再次成为朝鲜半岛南北之间发生摩擦冲突的见证。

(二)南北局势

对于朝鲜半岛的历史,太过久远的暂且不提,可以从抗美援朝战争说起。这场战争虽然以签署《停战协定》暂时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但真正的和平协定没有签署,朝韩双方依然处于“准战争状态”。这些年来,双方的海上对峙屡见不鲜,“擦枪走火”也时有发生。但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半岛的局势是希望大、风险小。自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任后,以对朝友好的“阳光政策”为基石,历史性地推动了朝鲜半岛的南北关系缓和进程。2000年6月,金大中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平壤举行了第一次峰会,并发表了历史性的《南北共同宣言》。其后,双方按照《宣言》的精神,先后举行了部长级会谈、国防部长会谈、红十字会会谈、经济合作和军事会谈,并于2000年8月和11月连续进行了朝韩离散家属的团聚互访。在同一年的9月15日,朝韩双方还共同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开幕式。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缓和,

但是,这两三年来,南北双方的情况却有所变化。首先是李明博担任韩国总统后,对前任的外交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对阳光政策采取了比较消极的态度,在“有原则的实用主义”口号下,转而采取强硬姿态处理半岛问题,使朝韩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开始浮出水面。这从悬疑的“天安舰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美韩大规模军演可窥一斑。针对这种情况,韩国政府、国会,也存在着强烈的反对之声;在朝鲜方面,由于这段时间正处在领导层人事调整前后,因此面对韩国的强硬表达,存在的“弹性”空间也不太大。

从外界因素来看,美韩是盟友,美国对韩国有着发生战争时出兵相助的义务;而根据1961年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一方受到武装侵略,另一方也将给予援助。也就是说,如果战争由一缔约方主动发起的,那么另一方就没有出兵义务;而如果是一方遭到外来入侵,另一方则有义务提供援助。对朝鲜半岛局势而言,这一点是重中之重。

从目前局势看,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朝鲜半岛发生战争,这就决定了朝鲜半岛未来的走势可能有摩擦和对峙的存在,但不会轻易进入战争状态。这就像两个大力士狭路相逢,虽然都要求对方让路,但发现彼此都没有压倒优势,也无力再对抗,那么结局只能是选择和解,或者暂时偃旗息鼓。据此,韩朝双方对峙的高潮已经过去,下一步的缓和也就实属必然。

所以,对目前朝韩双方而言,选择和解是最终出路,它代表了朝鲜半岛内广大群众渴望和平的热切愿望。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其他任何方式和策略而言,“阳光政策”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二、“阳光政策”解读

(一)“阳光政策”的实施

“阳光政策”是韩国金大中政府实行的一种通过与北方的和解与合作取得朝鲜半岛和平的北方政策。它同样产生于南北关系一度处于战争边缘的背景下。冷战结束后,南北关系曾一度迎来改善和发展的契机,但随着美朝核检查危机的发生以及金日成逝世后韩国金泳三总统采取的敌对态度,使南北之间在冷战后依然保持着对抗局面。这种局面不仅使南北的和平统一难以实现,而且南北双方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以及东北亚地区的稳定都受到了严重挑战。而韩国也为了掌握南北关系及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出台了“阳光政策”。

“阳光政策”是以三项原则为基础的:第一,禁止一切武装挑衅;第二,放弃吸收式统一;第三,积极推进与北方的和解与合作。以此为准则,金大中总统制定了被称之为的“阳光政策”,包括:一是同时促进安保和合作;二是首先实现和平共处与和平交流;三是谋求南北间的相互利益;四是在南北当事者自行解决的前提下,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五是推进以国民协商为基础的对朝鲜政策。其中,“以和解、合作来促进朝鲜的变化”是金大中政府对朝鲜政策的核心内容。韩国政府认为,诱导朝鲜逐步改变对韩国的政策,比以朝鲜体制崩溃论为依据的对朝鲜施压政策更为现实。

“阳光政策”的实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促进了南北首脑会晤及多层次、各级别的南北对话;缓和了军事紧张局面;推动了南北经济共同体的建设;促进了人员、物资的交流;实施了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做出了努力等等。但韩国推行“阳光政策”十年,不但没有感化朝鲜反而使其变成了一个有核国家,确实令人悲哀。韩国国内认为,十年中,韩国政府以最大的耐性去包容朝鲜,不计回报地对朝鲜进行援助,却没有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阳光政策”已经失败,再走下去死路一条,因此,李明博上台后采取以强硬对强硬的立场。

其实,“阳光政策”之所以失败,根源不在政策本身而在于美国。美国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黑名单之列,必然使金正日政权的安全受到威胁。在无任何国家为其提供安全保护的情况下,朝鲜除了以“核武”这张牌做要挟,别无他途。倘若美国也象中国一样积极支持韩国的“阳光政策”、鼓励朝韩和解,今日的朝鲜半岛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二)“阳光政策”的基调

“阳光政策”虽未给朝鲜半岛带来永久的和平与繁荣,但却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定下了一个基调。

1. 和平优先主义

“阳光政策”基于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就是禁止一切武装挑衅。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是采取任何手段防止在朝鲜半岛挑起战争,其二是如果朝鲜实施挑衅,韩国将予以回击。这实际上是金大中总统“和平共存、和平交流、和平统一”的“和平优先主义”的思想体现。维系、创造、构建朝鲜半岛的和平,遏制战争的爆发,最终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这是“阳光政策”的主要基调。“阳光政策”中始终认为,朝核问题并不是朝韩交流合作的障碍,它可以在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建立后或建立过程中得到解决。

2. 渐进式统一

“阳光政策”的第二个基调是渐进式的统一构想。统一只是民族实现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手段,而非本身目的。通过破坏和平与繁荣的战争手段来实现民族统一,是对和平统一的歪曲与误解。排除武力统一,朝鲜半岛完全可以采用渐进主义的方式,按照经济、文化、政治一体化的顺序来实现南北一体化,建立南北联盟,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3. 交流与合作

南北双方早在1992年就达成了《南北基本协议书》,强调南北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并有具体的操作措施。“阳光政策”正是在此基础上扩大南北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南北之间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关系相对紧张,但基于“政经分离”、“先民后官”的原则,南北合作也得到了持续推进,双方贸易额和合作项目激增,并达成了双方间的多项会谈协议。即使在朝鲜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下,南北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没有中断。

三、“阳光政策”符合朝鲜半岛未来发展趋势

李明博政府对“阳光政策”的否定,只能招致朝鲜针锋相对的反应,包括再次关闭边界、中断高层政治接触等。过去几年的时间里,韩朝之间摩擦不断,关于朝核问题的谈判陷入瘫痪,朝鲜半岛原有的和解气氛已经荡然无存。朝鲜半岛事件频发,局势持续升级。此时两地的民众渴望和平的愿望更加热切。这从朝鲜此次回应韩国军演的态度上可见一斑。

(一)“阳光政策”符合朝鲜人民的愿望

朝鲜面对韩国此次的大规模军演,采取了偃旗息鼓的态度,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朝鲜人民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向往繁荣的愿望,与“阳光政策”的主旨基调相吻合。

首先,表达了朝鲜人民热望和平的诚意。当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半岛局势,担忧半岛局势失控,而朝鲜对韩国的行动不加还击,用事实表明了朝鲜不希望扩大争端,热望和平的态度,与“和平优先主义”相一致。

其次,以实际行动促进对话和协商。韩国开始谋划已久的实弹射击训练时,正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长比尔·理查森访问平壤之际。经过理查森的斡旋,朝鲜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朝鲜,并且同意就出售1.2万根核燃料棒并将其运往国外展开谈判。朝鲜还同意考虑理查森的建议,即成立一个由美朝韩三方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在朝韩军方之间设立热线电话。而此次朝鲜对韩国的射击训练采取不予回应的做法,也可以认为是希望以此来促进对话和协商早日恢复的一项措施。

第三,努力保障和平的建设环境。朝鲜现在正倾尽全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在2012年“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目标。今年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不断深入各地工厂企业视察,鼓励干部群众奋发努力,正是朝鲜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一个写照。朝鲜媒体此前多次强调,朝鲜的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的环境。

(二)“阳光政策”是韩国对朝政策的正确选择

韩国与朝鲜一奶同胞,骨肉相连。双方的搏杀只能两败俱伤。对韩国而言,着实没有必要和朝鲜对抗。事实上,无论从经济还是安全的角度,对抗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甚至对韩国有害。朝鲜本身就已表明,炮击事件是韩国对抗政策的结果。可以打个比方,朝鲜是一头猛兽,牙齿锋利。对待这样的猛兽,有两种办法,一,你可以消灭它,二,你可以给它肉吃,安抚它。消灭它有风险,弄不好你会浑身是伤,即使最后真的消灭了它,要把自己的伤治好也需要很多钱。与其花这么多钱去疗伤,还不如用这些钱来买肉给它吃,消除安全隐患。买肉给它吃就是韩国的“阳光政策”。而一旦营造了和平氛围,双方都是巨大的获益者。东北亚乃至国际环境都将因此而变得融洽而和谐。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武力只能带来灾难,毁坏韩朝共同的家园。如果朝韩双方能以“阳光政策”为基调,以地区的和平稳定为重,以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以避免局势恶化为先,寻找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必将有助于破解当前的困局。

“阳光政策”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使朝鲜半岛局势逐渐趋于缓和,却是不争的事实。它的和平、和解与合作政策对促进半岛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共同和平与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是符合包括韩国在内的相关各国的利益的。

摘要：2010年11月23日发生了自朝鲜战争停战57年以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使半岛局势面临严峻考验。“阳光政策”以和平、和解与合作为核心内容,对于缓和朝鲜半岛局势、促进半岛和平,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

关键词：朝鲜半岛,阳光政策,和平统一

参考文献

[1]文正仁.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合解、合作”政策的重新认知[J].韩国研究论丛,2008(20).

[2]金祥波.试析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与韩朝关系的发展[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刍议中国周边局势与学生工作 第8篇

当前中国周边局势总体较好, 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看到在整体局势性质未变的情况下有些问题将可能会更加复杂多变。具体表现如下:

1.某某国重返亚太, 导致中国周边诸国在大国间多方游走、左右逢源的外交取向明显增加, 这样, 中国周边形势就趋于复杂化。某某国加大重返亚太的战略力度, 将会在军事安全、经济贸易、地区热点等多个方面产生连锁反应, 不仅使中国周边的地缘战略格局发生变化, 而且也使周边不少国家在某某国、中国、某国等大国间采取左右逢源的平衡政策。有的国家采取经济上分享中国, 安全上依靠某某国的“两条腿走路”政策, 这更加剧了周边形势的复杂化。

2.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在某某国重返亚太的复杂形势下有激化趋向。建国后中国历来采取睦邻友好的政策, 周边环境最近几年总体平静, 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也得到较好控制。在某某国公开声明要重返亚太的刺激下, 中国周边已很难再平静如初, 周边原本逐步淡化或搁置的热点问题和领海领土争端有的已有激化苗头。

3.海洋问题将波澜不断。某某国会继续怂恿和支持南海问题多边化, 并挑拨中国与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矛盾, 以此来离间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 为其重新巩固与东盟关系创造条件。海洋问题也将继续成为当前中国周边的一个敏感话题。除了南海问题, 中国东部的台海问题、东海问题都可能在某某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 时冷时热。由于历史问题的反思不足和害怕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转移国内民众视线的需要, 当前日本颇有充当某某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的马前卒和急先锋的心思, 因而在钓鱼岛问题上和中国“硬拼”。

4.热点问题激化的余波致使中国周边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当前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影响的, 除了周边诸国的情况,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一些国际热点问题可能继续存在甚至会激化。一个是伊核问题。某某国目前正在不惜余力地加大对伊朗的制裁施压力度。从其长期的地缘战略目标看, 某某会一如既往地两面出击, 一方面继续向叙利亚施压, 另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伊朗的制裁。伊核问题在某某国操纵下, 会逐步升温。

5.朝核问题因朝领导人更替而前景未卜。美朝进行了三次高级别对话, 某某国政府对朝政策显示出一定的灵活性。今年是某某国和韩国的大选年, 朝核问题将是大选的一个敏感话题。因为朝领导人更替, 某某国是继续按照目前的进程推动其与朝对话和解, 还是重新对朝加大施压力度, 暂时还很难判断。

二、当前中国周边局势的实质

(一) 以某某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所致

自新中国诞生之日起, 西方就没有放弃和放松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冷战时期, 由于全球范围内美苏争霸的现实, 对中国的遏制往往是体现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中, 冷战后, 中国事实上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再加上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而导致的综合国力大增, 使得以某某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发展的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对外交往不断增加, 中西交流更加丰富多彩, 世界在更大程度上接纳了中国的发展, 但是中国周边局势却在整体良好的前提下的诡异复杂。首先, 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本世纪初, 中国和周边国家海上争端不断上升。2011年以来, 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 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的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 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菲律宾和越南更是冲在前边。在2010年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 除柬埔寨、缅甸外, 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 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2012年夏天, 菲律宾更是狐假虎威在黄岩岛与中国对峙。而越南也不甘寂寞地在一旁推波助澜。其次, 朝鲜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边缘, 而2012年朝鲜的核试验有加剧了半岛的不平静, 金正恩迅速上台后, 朝鲜走向依然不明, 朝鲜半岛前途依然未有穷期。再次是日本的远交近攻, 积极充当美国的马前卒朝中国张牙舞爪。在东海问题、在、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上不断穷凶极恶, 挑战中国人民本已敏感的神经。东海更是发生了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和今年日本购买钓鱼岛的闹剧, 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倒退, 可谓一触即发。最后, 周边国家之间的战略忧虑势必加剧地区军备竞赛, 若有若无的“中国威胁论”成为周边一些国家穷兵黩武的好借口。

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为世界的发展做了尽可能大的贡献, 但是中国周边的环境为什么如此复杂?这主要归结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发展的遏制。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不但没有在西方的遏制下退缩, 反而冲破了西方的阻挠, 综合国力不断攀升, 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日益增加。这更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坐卧难安。2008年金融危机后, 世界经济一片萧条, 唯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 更刺激着西方国家猜忌和害怕的神经。所以, 美国在相关问题上和中国过不去, 于是, 美国军舰和中国渔船之间的摩擦多了, 日本、菲律宾、越南对中国也敢狐假虎威了, 甚至连韩国也偶尔抓几个中国渔民, 这一切, 与其说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和猜忌, 倒不如说是美国在背后指使。因为就凭这些国家的实力, 如果没有别的国家背后指使, 他们是没有向中国挑衅的本钱的。在钓鱼岛问题、黄岩岛问题、中国设置三沙市的问题上都能看到希拉里的貌似公允实则要挟中国的评头论足。

(二) 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阻力所致

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看不到这个现实的人注定是要摔跟头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的和平崛起是注定要遇到阻力的, 常识告诉我们, 物体由于运动与空气产生的摩擦力大小与物体的运动速度成正比, 把这个道理辐射到国家的发展上, 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这些年发展这么快, 对世界发展的贡献那么大, 周边局势却有些复杂了。

以前由于我们发展的不够, 对周边及其他地区的事务关注的不够, 周边局势对我们的影响也不大, 基本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现在开放、富强、负责任的中国必然要以更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 这必然首先会与周边国家产生互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周边国家对我们的善意未必都能读懂, 所以外部阻力就会自然地出现并加大。另外, 由于我们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社会的发展还不能尽善尽美, 改革开放正进入纵深阶段, 一些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 这些都为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世界解读中国的和平崛起增加了难度。

我们由于发展的快速、崛起的必然而导致的外部阻力, 但决不能成为我们停滞不前的理由, 相反, 这些将会激励我们以更加和平、更加稳健、更加被世界接受的姿态崛起!

三、学生引导工作的着力点

(一) 高度认识中国长远发展的大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还不能说我们已经不需要发展了, 相反, 我们更需要科学发展, 让每一个中国人生活的更加快乐、自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还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科学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们腾飞的过程中, 还会遇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试图阻挠我们的发展, 但是这不会也不该停止我们前进的步伐。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些敌对势力现在就希望我们停下来和他们开战, 这样, 他们的目的就实现了, 因为他们就希望我们慢发展甚至不发展。所以我们中国现在比以前更加需要稳定, 更加珍视我们的发展。当然, 这种稳定是在与敌对势力“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进行, 我们绝不能上了某些敌对势力的当。

(二) 爱国的热情需要理性去驾驭。

我们相信:每一个同学都有着深厚、强列的爱国之情, 我们还相信:每一位同学同样有着报国之志, 而报国之志的实现除了爱国之情外还需要理性的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我们要努力、刻苦地学习科学知识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把自己所学知识和自身的素质化为我们建设我们国家的动力, 爱国的最理性的表现就是让国家强大, 爱国不仅是喊口号和示威游行, 更重要的是示威游行之后该干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强盛是靠游行示威和喊口号以及不理智的一时冲动所能带来的。我们现在的和平崛起还有很多人不理解, 还有很多阻力, 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国家更需要科学发展, 更加需要用人性、和平、瑰丽的中华文化去感染世界。基于此, 对于每一名同学而言, 现在的努力学习加上清醒的认识就是最好的爱国之举。

(三) 与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

在与日本极少数极右势力的斗争中, 青少年学生要自觉地把个人行为与党和政府的整体战略结合起来。这样就会极大地增加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极右势力斗争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否则, 盲目地抵制日货和排外举止都会增加我们自身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正是日本的少数极右势力所希望出现的。几句口号固然能够释放一下爱国之情, 但最终我们只有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 口号才能真正起到作用, 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总之, 学生思想工作既要与时局紧密结合, 更重要的是做好理性引导。

摘要：中国周边形势总体较好, 但有些问题复杂多变, 其实质是以某某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的围堵所致, 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外部阻力。高校的学生工作应高度认识中国发展的长远大局, 教育学生应理性爱国, 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国际局势 第9篇

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根据以伊吾县为调查范围所取得的数据,同时按照《中国畜牧业年鉴》对肉羊养殖规模的划分标准, 分别选择肉羊年出栏1 ~ 99只,100 ~ 499只,500 ~ 999只,1 000只以上的养殖户进行调查,并以此作为散养、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肉羊养殖成本收益分析的典型。具体的成本效益指标包括: 产品产值、 生产成本、净利润、饲料用量、仔畜重量、用工天数[1],详见表1。

注: 资料来源于伊吾县畜牧兽医局 2012 年伊吾县畜牧业综合统。

1.2研究方法

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方法,此方法是现代管理学灰色系统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决策方法之一,它是将事件、对策、效果、目标等决策四要素综合考虑的一种决策分析方法。研究中视肉羊养殖所采用的一种规模为一个局势,利用灰色局势决策对肉羊养殖的各种规模产生的各个局势进行优劣分析和综合评价,通过局势决策的过程和结果的取舍而选择肉羊养殖的最优规模。

此外,由于肉羊养殖比较复杂,涉及到农区和牧区、自繁自育和育肥等具体情况,考虑到模型的局限性和调查的方便性,因而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方法对目前农区肉羊育肥的不同规模进行分析,找出在农区育肥情况下最优的肉羊养殖规模。

2模型的构建

利用灰色局势决策法,研究中事件只有一个,即确定适合新疆伊吾县肉羊养殖的最佳模式,以a1表示; 对策有散养养殖、小规模养殖、中等规模养殖和大规模养殖四种模式,分别以b1、b2、b3、b4表示[2]。

2.1构造局势

各个事件与对策相互匹配可得如下的局势:

S11= ( a1,b1) = ( 伊吾县,散养养殖) ,

S12= ( a1,b2) = ( 伊吾县,小规模养殖) ,

S13= ( a1,b3) = ( 伊吾县,中等规模养殖) ,

S14= ( a1,b4) = ( 伊吾县,大规模养殖) 。

2.2确定目标

根据调查数据,得到关于肉羊四种不同养殖规模的各项指标平均值,见表2。

决策主要考虑的目标如下。

目标1: 新增产品产值。由于产值直接影响效益的高低,因此该值的目标值应尽可能地大。

目标2: 新增产品产量。指每只肉羊经过育肥后增加的重量,在肉羊品种和养殖时间既定的条件下, 肉羊新增产量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种不同规模养殖方法的优劣,但考虑到肉羊的生长规律以及仔畜的价格,该指标值为适度值。

目标3: 仔畜购进价格。每只肉羊的仔畜购买价格是影响养殖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因而该目标值应尽可能地小。

目标4: 每只肉羊的生产成本。养殖成本的最小化是每个肉羊养殖者获得最大收益的基础条件,因而该目标值应尽可能地小。

目标5: 每只肉羊的净利润。养羊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提高养殖者的净利润,该指标直接影响养殖者进行肉羊养殖的发展意愿,因而该目标值应尽可能地大。

目标6: 每只肉羊所耗精饲料量。在肉羊品种一定的条件下,每只羊消耗精饲料量反映了某种养殖方式下肉羊本身饲料转化率的大小,同时它也是影响养殖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该目标值应尽可能地小。

目标7: 每只肉羊的用工时间。在各个地区统一的劳动工价的条件下,其用工时间反映了肉羊养殖的现代化水平,也是影响养殖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肉羊发展水平的趋势,该指标值的目标值应为最小值。

2.3不同目标的白化值

根据表2给出不同目标下肉羊不同养殖规模的白化值,见表3。

2.4计算各目标的效果测度,写出决策矩阵

效果测度是对于局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比较的量度。对于单点效果测度,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适中效果测度,其计算公式为:

( 1) 、( 2) 和( 3) 式中: uij为局势Sij的实际效果, umax为所有uij中的最大值,umin为所有uij中的最小值, u0是一个指定的适中值。

在实际应用中,究竟采用哪种效果测度,应依据目标的性质而定。因此,在肉羊养殖的四种规模中, 不同的目标测度效果不同。

对于目标1,按上限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对于目标2,按适度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u0= 13) :

对于目标3,按下限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对于目标4,按下限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对于目标5,按上限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对于目标6,按下限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对于目标7,按下限效果测度计算,可得如下决策矩阵:

2.5多目标的局势综合效果测度,写出综合决策矩阵

取目标1 ~ 7的概率值为a1= a2= a3= a4= a5=a6= a7=1/7,将其代入公式( 3) 计算,可得多目标的局势综合效果测度rij( i = 1; j = 1,2,3,4) ,其相应的综合决策矩阵为:

2.6进行决策

无论按行决策还是按列决策,都可得出适合类似于伊吾县肉羊养殖规模的最优局势,从以上的多目标局势综合效果测度中可以得到: 散养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 83,小规模养殖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 86,中等规模养殖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 89,大规模养殖的综合效果测度为0. 85; 因此,中等规模的养殖模式为最优局势。

3结论和建议

通过运用现代管理学中的灰色局势决策理论模型,对肉羊养殖各种规模的目标综合决策,通过对伊吾县农区不同饲养规模下的养殖户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结果显示: 中等规模肉羊养殖模式的综合经济效益最高,是现阶段及今后肉羊养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规模化养殖中,中等规模养殖模式效益优于小规模养殖模式,小规模养殖模式效益优于大规模和散养养殖模式。

总之,无论是普通家庭养殖户还是规模养殖户, 都应该从实际出发,确定适合的养殖规模,在发展初期应该因地制宜、由小到大。同时,最重要的是要考虑市场需求和价格的关系,以当地需求和消费能力为导向,考察产品销路问题,合理规划养殖规模,使规模化养殖达到最佳的规模效益。此外,发展规模养殖, 并非只是注重数量,从业人员素质、养殖场地和疾病防疫现状等都是规模养殖的基本环节,只有将这些环节紧密衔接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规模化养殖。

摘要：为了寻求肉羊养殖的最大收益水平,需要确定最佳的肉羊养殖规模。笔者以哈密地区伊吾县为例,通过调查该地区肉羊养殖的成本收益情况,并结合其中的一些成本收益指标,运用灰色局势决策方法,从其现有的4种肉羊养殖规模中选择出最佳的养殖规模。研究表明,在农区规模化养殖中,中等规模肉羊养殖模式的综合经济效益最高,中等规模养殖模式效益好于小规模养殖模式,小规模养殖模式效益好于大规模和散养养殖模式,大规模养殖模式和散养养殖模式效益相差不大。

国际局势 第10篇

■彭念

摘要: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同时也是民族冲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不仅对印度国内的安全局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还直接威胁到印度的统一。然而, 印度民族问题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由于地理上的相互依存及民族的跨境分布, 一国的民族问题很难局限在边界内。印度民族问题的跨界性和“溢出效应”不可避免地对印度与其邻国以及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民族问题;南亚;安全局势;影响

一、印度民族问题与民族极端分子

印度自古以来就遭受外族的不断入侵, 本地人与外来入侵者一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印度独立后, 就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问题。一些少数民族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 经济、政治地位不受威胁, 纷纷提出自治甚至建国的政治诉求, 印度政府对此严加拒绝, 并采取了抑制地方民族主义的态度。但政府的抑制政策却导致问题越发严重, 一些少数民族见自己的政治诉求被政府拒绝, 甚至其地位还有所削弱, 于是决定采取暴力破坏行动来造成社会恐慌, 向政府施压, 试图使政府满足其政治诉求。但政府往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 坚决镇压此类破坏行动。双方的激烈对抗为民族极端分子的产生创造了天然的环境。据印度方面的统计:目前在印度积极活动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组织大约有176个, 其中阿萨姆邦大约36个, 査谟-克什米尔大约36个, 曼尼普尔邦大约39个, 特里普纳邦大约30个。这些民族极端分子借此机会大肆宣传民族差异, 扩大民族矛盾, 煽动民众与政府对立。由于印度的很多民族都是跨界民族, 一国的民族问题往往引起邻国的连锁效应, 因此, 对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了影响。

二、民族极端分子与南亚地区安全

印巴两国作为南亚地区两个最大的国家, 他们之间关系的好坏对整个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一些民族宗教问题, 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在这些问题中, 属克什米尔争端最为突出, 两国还为此爆发了两次大规模战争, 而边境冲突更是家常便饭, 两国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着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安全与合作。至今该问题也未能解决, 而由该问题产生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所采取的暴力恐怖主义活动, 时常影响两国关系, 给南亚北部地区的安全形势造成了严重影响。在1990-1993年, 极端分子对军队发起了6312起袭击, 造成694名安全部队士兵死亡, 2455人受伤。

南印度达罗毗荼人的民族运动也给印度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造成不利影响。达罗毗荼人主要居住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拉杜邦、安德拉邦等地, 是人口仅次于印度斯坦族的民族。印度独立后将印第语规定为国语, 并在印度南部推广, 遭到达罗毗荼人的反对。因此, 南印度地区不断爆发骚乱, 反抗政府的语言政策。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开始采取暴力行动, 给印度的安全局势造成了不利影响, 同时由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也给邻国的安全形势造成了严重影响。邻国斯里兰卡北部地区的泰米尔人有一部分是从印度过来的泰米尔人, 他们与印度泰米尔人有共同的文化, 联系密切。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一直寻求自治和建立“泰米尔国”。印度的泰米尔人由于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 认为他们有义务帮助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兄弟”反抗异族的统治。因此, 印度泰米尔拉杜邦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积极支持斯里兰卡的极端分子, 不断向他们提供武器弹药和后勤供应, 并在印度训练这些极端分子。从198-1986年就有2000多名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在印度南部的基地受过训练。这些受训的极端分子一旦训练完成就返回斯里兰卡, 在斯国境内制造暴力恐怖事件, 给斯里兰卡国内的安全局势带来了严峻的挑战。A·J·布林就说到“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已成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一个不可管理的敌人。”这些民族极端分子给印、斯两国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重大影响, 也影响着整个南亚南部地区的安全局势。

印度旁遮普的锡克分离主义问题也给印度国内以及印巴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局势带来严重影响。1984年, 印度出动军队镇压锡克极端分子, 造成印度教徒与锡克教徒的流血冲突, 印度国内动荡不安。此后, 锡克极端分子越过印巴东部边界, 进入巴基斯坦避难。印度指责巴基斯坦支持这些极端分子在印从事恐怖活动, 巴基斯坦则予以否认, 两国在东部边境地区冲突不断。据统计, 目前在印度积极活动的恐怖组织达176个。这些极端分子在印度国内制造了多起飞机、火车和公交车爆炸案。从2006-2008年, 共有2713人死于恐怖活动, 并且这些锡克极端分子还与克什米尔武装分子有来往, 他们联手在南亚西北部地区制造了多起暴力恐怖事件。

印度东北部的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主要有阿萨姆团结解放阵线、博多民族民主阵线和坎塔普尔解放组织、“那加国民军”等。这些武装分子经常与政府武装发生冲突, 还袭击平民, 给南亚东北部安全局势带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近些年来, 这些极端组织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并与基地组织有关联。2008年发生在印度的孟买袭击案, 不仅给印度国内的安全局势造成恶劣影响, 还使得印巴断绝了一切关系, 给整个南亚的安全局势造成了严重影响。据媒体报道, 策划此次袭击案的就是圣战组织“虔诚军”, 该组织与克什米尔武装分子有联系, 并曾在克什米尔制造暴力事件。同时, 极端分子的暴力活动也为外部势力介入南亚事务提供了机会, 给南亚安全局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例如, 在1983年7-8月的斯里兰卡民族骚乱期间, 斯里兰卡政府就向美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呼吁, 要求在遭到印度入侵时给予军事援助。此外, 美国一直呼吁印巴解决克什米尔问题, 消除南亚的“定时炸弹”。美国还积极与巴基斯坦反恐, 寻求介入南亚事务。美国在南亚影响力的上升, 必然会促使南亚地区展开新一轮的地缘政治战略博弈, 这对于南亚的安全局势来说, 并非有利。

三、结束语

印度的民族问题给印度乃至整个南亚的安全局势带来了严重威胁。但印度民族极端分子又有其特殊性。从他们所实施的暴力活动来看, 他们主要是寻求制造轰动的社会效应, 给民众造成严重的恐慌心理, 从而向政府施压, 满足其政治诉求。这与基地组织不同, 基地组织主要强调宗教的作用, 他们宣扬其从事的恐怖活动是对异教徒的征服。印度的极端分子虽然也有宗教因素存在, 但是, 从总体上看, 仍然属于传统的民族、意识形态冲突范畴, 是游击战以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和恶化, 与当代国际社会上所谈论、关注的恐怖主义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随着政府的不断打击, 极端分子活动的范围不断缩小。同时, 由于网络的不断发展, 极端分子之间的联系正日益加强。这对于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摘要：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 同时也是民族冲突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不仅对印度国内的安全局势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还直接威胁到印度的统一。然而, 印度民族问题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由于地理上的相互依存及民族的跨境分布, 一国的民族问题很难局限在边界内。印度民族问题的跨界性和“溢出效应”不可避免地对印度与其邻国以及整个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民族问题,南亚,安全局势,影响

参考文献

[1]、张家栋.当代南亚恐怖活动状况[J].南亚研究, 2009 (2) .

[2]、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B.K.Tewari.Awadhesh Kumar Singh:India’s neighbours:past and future[M].Spellbound Publications Rohtak, 1997.

2010:半岛局势“暖冬期”? 第11篇

2009年,朝鲜半岛局势波谲云诡。2010年,这里的局势走向如何?朝鲜科学院学者金明哲2009年10月14日在香港《亚洲时报在线》发表的一篇文章,非常便于我们对新一年进行分析和预测。这位学者被称作朝鲜领导人的“非官方”发言人,他在文章中声称,朝鲜业已制定并开始实施一项“C计划”,其内容是朝鲜要当永久核大国,要迫使美国及其他国家最终学会与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打交道。

过去一年顺利推进了“C计划”

据此信息,朝鲜若想达到其“C计划”所设定的目标,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大步推进其核武计划,使自己成为“核大国”,这是基础;二是运用怀柔手段和外交谋略,诱使国际社会在核扩散问题上绥靖主义、机会主义和偏安思想一同发酵,令美国等“忘记”朝鲜核问题,在“友好合作”的歌声中完成对朝鲜“核大国”地位由“拒斥”到“默认”和“承认”的过渡。

循此思路,我们再看朝鲜半岛戏剧性的局势变化就不再是“雾里看花”了。

2009年伊始,朝鲜便宣布同韩国处于“全面对抗状态”,废除此前与韩国签署的一切停止对抗的协议,后又宣布永远退出六方会谈,宣布“停战协定”失效,朝鲜半岛重新回到“战争状态”。于是,朝鲜就在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下顺理成章地进行了“卫星”发射和多种型号的导弹试射,闯关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当前朝鲜在其核武计划中有两项重要任务,一是通过核试使其核弹小型化、实战化;二是改进并提高运载手段。2009年上半年朝鲜在这两项工作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进入8月,朝鲜来了个“华丽转身”。先是盛情邀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并不顾美方一再声称的“个人身份、私人旅行”,径直称之为“朝美直接谈判”,而且为示好当场释放扣押的两名美国女记者,随后又派大员赴美游说,推动朝美双边谈判,终于促成美国特使博斯沃思12月访朝。与此同时,朝鲜高规格地接待了韩国企业家,“满足了其全部要求”,解除限制开城工业园区运转的“12.1措施”,展开吊唁外交,提议举行第三次朝韩峰会,极力缓和同韩国的关系。10月,朝鲜邀请中国总理访朝,签订多项合作协议,随后又邀中国国防部长访朝。与此同时,朝方称要改善同日本的关系。11月,俄罗斯一个高级代表团到了平壤。

由此看来,2009年上半年朝鲜工作重心是做“C计划”所要求的第一件事,下半年集中精力做“C计划”中的第二件事。而且必须承认这两件事朝鲜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更重要、也为许多人所忽视的是,朝鲜在进行导弹试射和核武试验的同时,做了两项用意深远的宣布,堪称设伏千里。一项是“永远退出六方会谈”。表面看来这是宣布六方会谈死刑,摆脱核武计划羁绊,实质是剥夺朝鲜核问题直接受害者半岛周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表达关切的机会和参与维护半岛无核化进程的权利;更深层用意是转移焦点,暗换命题,把朝鲜核问题转移为“核大国”朝鲜与有关国家间的“核裁军谈判”,从而为其核计划架设一道保护网。

另一项是公开其铀浓缩活动。我们知道,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爆发的导因即美国追究朝鲜违背1994年签订的《框架协议》秘密推进铀浓缩计划。2002年10月,朝鲜先承认有此计划,后又矢口否认,此事遂成为后来六方会谈争议点之一。其实,朝鲜若想推进其核武计划,必然大力推进铀浓缩活动。因为其钚计划技术和设备陈旧,且不易隐蔽。2008年朝鲜“炸塔”(宁边核反应堆冷却塔),实际上表明铀浓缩计划已取代钚计划成为朝鲜推进核武计划的主要途径。若想让世界承认其为“核大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于是,2009年6月朝鲜借安理会就其第二次核试通过1874号制裁决议之机,第一次公开宣布它要推进铀浓缩活动,9月又示威性地通知联合国它的铀浓缩活动“已成功进入最后阶段”,实际上是为早就生下来的孩子报户口。这样,朝鲜就为其公开推进铀弹计划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照会”。

朝鲜方面对其2009年的工作成绩十分满意。2009年10月28日,朝鲜一名高级智囊罕见地在平壤接受日本共同社的采访。他说:上半年朝鲜的一系列举措“将核技术提高到较高水平,使核威慑力和军事实力得以强化”,“由于我国的军事实力得到加强,以美国为首的周边大国不得不开始寻求(同朝鲜)进行谈判”,他特别举例说,克林顿访朝是“举着白旗来的”。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位金明哲也在其文章中写道:“克林顿访问平壤带来的最大礼物是美国默认了朝鲜核国家身份”,他说,中国总理“访朝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金正日将朝中关系提升为一种新的缔约伙伴关系,这种新关系将两个核武国家联系在一起”,“对北京来说,应当欢迎拥有核武装的朝鲜……因为北京再无其他盟友”。其成就感溢于言表。

新的一年是朝鲜核武计划的“缓冲期”

朝鲜的“C计划”在2009年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距其设计的最终目标尚有相当距离。因此,在 2010年朝鲜将会调动更多的智谋推行之。

由于朝鲜刚刚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核试数据的消化需要一段时间,特别是由于离心机数量不足,且生产浓度在90%以上的高浓缩铀在技术上还有些难题,短期内尚不具备进行铀弹试爆的条件。因此,今后一段时间朝鲜的核计划主要是“室内作业”,看上去核形势会很平静(不排除适时进行中短程导弹试射)。朝鲜将会充分利用这一“缓冲期”推进“C计划”第二项工作的落实。这样,2010年,朝鲜半岛将会出现活跃的外交活动,其特点可借用一句广告词:“大师设计,做功考究”:“和平”、“和谈”、“合作”将会是涉半岛事务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里将会出现近年来少有的“暖冬期”。

首先,朝美间会展开“热烈的”对话。

朝鲜深知,欲使其“C计划”成功,摆平美国是关键。故2009年7月朝鲜在信誓旦旦地咒称“六方会谈已经寿终正寝”时便提出要以朝美双边会谈取代之,其一高级外交官甚至预言朝美关系将有“突破”。 8月克林顿访朝、12月博斯沃思赴平壤,算是朝鲜对美外交初战告捷。

美国对 “C计划”意图早已心中有数,对“请君入瓮”也有一定的警惕性。故美国至今仍坚持“决不接受一个有核的朝鲜”,并称朝在弃核方面采取可验证的实际行动以前不进行美朝双边谈判。美国对博斯沃思访朝的定位是:“这不是美朝会谈”,而是“在六方会谈框架下”的“一次性接触”,其目的是摸清两件事:朝鲜是否有意重返六方会谈,是否遵守承诺愿意弃核,以便奥巴马政府最终确定其对朝政策,并制定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路线图。

不管美国如何说,朝鲜却如同上次接待克林顿一样,按照自己的打法将博氏访朝看作是“朝美双边会谈的开始”,并实施外交战术:一是朝美对话既然已经开始上轨道,那就先施“下马威”,对博氏示以冷淡,这有助于对会谈进程的操控;二是利用娴熟的“朝三暮四”语言艺术使美国急于弄清的两个问题继续保持“雾里看花”状态,朦胧才能刺激美国的“求知欲”,继续谈下去;三是适时用坦诚语言向美国做出有诱惑力的承诺,诱使美国认真考虑接受核朝鲜的可能性。

争吵本身就是对话,博弈过程就是“同有核的朝鲜打交道”。如果这种争吵和博弈持续五年,对朝鲜来说就是胜利。因为此间朝鲜将完成其核武小型化、实战化的任务,到那时国际社会只能接受一个“核大国”朝鲜。

朝鲜将会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说出美国乐意听到的话。例如,朝会向美保证:1,不搞核材料、核技术扩散;2,自我约束导弹及其技术的输出;3,重返核不扩散条约;4,支持美国的“零核世界”主张,等等。在美国同意坐下来与朝鲜就上述问题进行讨论时,朝鲜就会按照自己的打法使这种双边会谈走上“C计划”轨道:1,把朝美双边会谈与六方会谈彻底切割;2,让双边会谈持续下去,直至美朝建交;3,使会谈内容局限在下述五个方面:美国改变敌视政策(标准掌握在朝鲜手里)、朝美建交、签订和平协定、美向朝提供多方面援助、朝美建立战略关系。会谈内容绝不包括朝鲜弃核问题。朝鲜将坚持,朝鲜弃核必须是在上述五项内容完成以后,与全球性的“零核世界”建设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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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至少目前还不接受一个有核的朝鲜,也不愿进行双边谈判。但由于美国对朝鲜核问题在时间上和物理上都不设红线,其对朝政策有很强的机会主义特征,故它不可避免地会被朝鲜牵着鼻子走,被动地、断断续续地同朝鲜谈下去。这样,在新的一年里,在纽约、日内瓦、新加坡、柏林,甚至平壤,人们将看到朝美外交官半遮半掩地出现在同一家酒店,两国将会踏着“C计划”的节拍跳起狐步舞。

其次,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将会“回暖”。

原因有三:一是按以往惯例,每届韩国新总统上台后南北关系都会出现一段紧张对峙期,由于2008年2月上台的李明博政府抛弃了“阳光政策”,故南北紧张对峙期要比以往长一些,但到2009年8月已届一载有半,该走出低谷了。二是朝鲜粮食危机加重,急需韩国的粮食、化肥援助。三是对韩关系是朝鲜推进“C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下半年朝鲜已为改善南北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推进第三次南北峰会的举动,同意朝韩共同组织考察团,对中、越经济开发区进行考察等。

在新的一年里,朝鲜将会为推动朝韩关系改善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建议。据推测其内容大体包括:1,继续推动第三次南北峰会的实现,争取“阳光政策”在韩回潮;2,改善开城工业园区经营环境,提议推进二期建设;3,推进金刚山、开城、白头山旅游事业的恢复和发展;4,向韩国提出粮食、化肥及其他物资援助要求(朝韩双方似乎都认为朝鲜索援是一种友好表示。2008年4月,李明博称愿意向朝提供粮食援助,前提是朝提出要求,朝方表示,决不主动提出以示对韩不满);5,争取韩国在交通运输、电力、农林等若干领域给予支援或进行合作;6,重提西部分界线附近和平合作区域建设;7,提议南北间的语言、文献、历史(特别是涉及半岛与中国、日本关系方面)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8,在国际关系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

朝鲜的示好将会有力地激发韩国“阳光政策”派的热情,激化韩国朝野矛盾和社会动荡。李明博政府面对这“橄榄枝攻势”将会处于两难选择中:若拒绝之,将会被内外指责为“坚持民族对抗”;接纳之,无疑会被纳入“C计划”轨道,为朝鲜核计划输血。李政府惟一可能的选择是,在坚持“对北援助与朝鲜弃核进程挂钩”的既定方针下虚与委蛇。在新的一年里不排除李明博在内外压力下退让的可能。例如,在南北峰会问题上,此前李坚持在韩两位总统先后赴朝后,新一次峰会应该是朝方回访,朝拒。最近李放风称峰会不一定要在韩国举行,已有退让迹象。

第三,朝中、朝俄关系会升温。

朝鲜能走出因其“卫星”发射和核试同中俄这两个北方大国之间形成的阴影,对其来说是一箭多雕。一是可以得到援助,获取实际利益;二是借此突破安理会1874号决议;三是在大国间制造猜疑,以取渔翁之利;四是将它们纳入“C计划”轨道。故,在2010年朝鲜将推动以高层互访为重点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往和沟通,谋求更多的援助和经济合作,同时让“传统友谊”取代“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成为这些交往中的主调。

第四,朝日关系将会有所松动。

2009年下半年朝鲜已经放风要改善同日本的关系。为此,在新的一年里,朝鲜将在“绑架”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一些主动措施。例如,有可能表示愿对“绑架问题”进行再调查,向日方提供一些关于被绑架者的新信息,交还某些逝者遗物遗骨,等等。对此,朝鲜向日本提出的回报要求,大约包括:1,解除日本对朝经济制裁,以便重开汇款、采购等渠道并使之畅通;2,重开建交谈判,争取早日获得战争赔款;3,谋求从日本那里获得资金和技术,等等。在东亚局势普遍“缓和”的大气氛下,日本有可能对此作出一些积极的回应。但是,由于在日本人最关心的两个问题,即朝鲜弃核问题和绑架日本人问题上朝鲜没有实质性举动,即它不可能弃核以解除日本对安全的担忧,也不可能承认除已承认的13人以外另有绑架行为,故朝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改善。

第五,六方会谈仍然是“海市蜃楼”。

2009年10月朝鲜面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没有重申“六方会谈已经寿终正寝”,而是表示“视朝美会谈情况,进行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多边谈判”。当时许多人认为朝鲜已转变政策,愿意重返六方会谈。这很可能是个天大误解。因为,首先,朝鲜所称的“多边谈判”不等于六方会谈,其所称多边谈判更可能是指朝、美、中、俄四个所谓的“核大国”核裁军谈判,或者朝、韩、美、中四方“和平协定”谈判。因为前一个“四方会谈”可以把美、俄、中三个核大国推上被告席,后一个“四方会谈”则可能剥夺有关国家对朝弃核的施压手段,“废其武功”,为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提供安全保障,这些会谈都不涉及朝鲜弃核问题。

其次,朝鲜为朝美双边会谈设计的内容是诸如美国改变对朝政策、朝美建交之类,不含朝鲜弃核内容,实际是把朝美谈判变为美国承认朝鲜为核国家并建交的谈判。假如这种谈判顺利,旨在谋求朝鲜弃核的六方会谈还有价值吗?如果不顺利,朝鲜就可以明正言顺地拒绝“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多边谈判”。总之朝鲜并没有改变其“六方会谈已经寿终正寝”的主张。退一步来说,出于外交战术的需要,朝鲜即使同意重开六方会谈,那也是一个“山寨版”,朝鲜也不会同意讨论朝鲜弃核问题,而是讨论在朝鲜拥核前提下的“和平架构”问题,这实际上是朝鲜“C计划”的内容。

总而言之,在新的一年里朝鲜半岛有可能出现一种以多种对话同时启动为特征的“缓和”局面。但是,只要是对局势有所了解的人都难对此表示乐观。因为这种“缓和”是在朝鲜半岛无核化遭到破坏的背景下出现的,故隐伏着重大危险。

朝鲜核问题的危险走势

不久前笔者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主要观点反映在题目上:《朝核2009:胜负成败岔道口》(世界知识2009年22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主要不是因为这年朝鲜进行了核试和多种型号的核运载导弹试射,而是因为发生了更具历史影响的三件事:一是针对朝鲜核试而通过的安理会1874号决议,再次排除了武力制裁的内容,显示了国际社会对无视普遍反对闯关制核行为的漠视和无能,联合国在这一问题上有“国联化”趋势;二是美国官员访朝启动双边会谈,表示美国对朝鲜核扩散行为由“反对”向“默认”转变;三是中朝高层互访与合作协议的签订,表明中国对朝鲜核问题有了新的态度。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和世界警察,是惟一有能力制止危险的核扩散越轨行为的国家,因此能否有效“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态度。目前美国之所以反对朝鲜拥核,一是因为这种核扩散行为破坏当今世界核秩序,危及其霸权利益;二是一旦极端势力掌握核武器会危及美国安全利益。但美国也清楚地知道,目前朝鲜的核武器及其运载手段尚难对美国构成现实危险,它只是威胁朝鲜半岛周边国家的单刃剑。而且,通过美朝双边接触,美国对朝鲜拥核的真实意图有了充分的了解。因此美国已为未来最终不能迫使朝鲜弃核时作另外选择预留接口。于是,人们看到,美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政策便有了很强的机会主义特征:不设底线,走一步看一步。

所以,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目前拥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是通过武力打击摧毁朝鲜的核设施,找到并销毁其核武器,恢复朝鲜半岛无核化。1994年克林顿政府就曾计划这样干。但由于当时韩国的反对,再加上不久后卡特访朝与金日成达成协议,美国放弃了这个计划。此后朝鲜加速核武研制,两次进行核试验,如今美国重拾武力打击计划要比当年困难得多。首先无法保证一次军事行动能达目的;其次是核武失控有可能造成严重核污染;三是半岛周边国家反对。

国际局势 第12篇

一是决策。记ai为事件, bj为对付事件ai的决策, 称二元组合Sij= (ai, bj) 为局势, 表示第j个对策 (bj) 去对付第i个事件 (ai) 的局势。发生了事件ai采用一组对策{bj|j=1, 2, …, m}去对付, 从{bj}中挑选一个效果最好的对策去对付, 便是决策。

二是效果测度与决策局势。用某一种对策对付事件的结果称为局势的效果。用于对局势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进行比较的量度称为效果测度rij, 与Sij局势相对应的效果测度构成的矩阵称为决策矩阵D。

选择确定A个目标, 帮助决策。每个目标的性质不同, 所以不同目标选择的目标效果测度也不同, 目标效果测度的选取视具体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有以下三种测度:

(1) 上限效果测度。对于极大值目标, 即取值越大越好的目标, 取上限效果测度rij (k) =uij (k) /m iaxm jax{uij (k) }, 式中uij是局势Sij的实测效果值。

(2) 下限效果测度。对于极小值目标, 即取值越小越好的目标, 取下限效果测度rij (k) =m iinm jin{uij (k) }/uij (k) 。

(3) 适中效果测度。对于适中值目标, 即取值既不大也不小为好的目标, 取适中效果测度rij (k) =m in{uij (k) , u0}/m ax{uij (k) , u0}, 式中u0为各局势中k效果的适中值。

三是非等权多目标灰局势决策。在多目标决策中, 由于各目标的重要性不等同, 需要赋予各目标一定的权值。因此, 决策矩阵转变为多目标加权局势决策综合矩阵:

式中ρ (k) 为第k个目标的权值且满足 为第k个目标的决策矩阵, A为目标的个数。根据综合矩阵的综合效果测度值, 按照行和列的测度值大小确定系统最优局势。行 (列) 决策中, 对应于各行 (列) 最大综合效果测度值的局势, 为行 (列) 最优局势。

注: (1) 在同等条件下, 忽略学生培养质量的差异, 生均培养经费越少, 反映学校的办学成本越低, 提高办学效益的状况越好。 (2) 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学校资产的存在状况和使用效率。但这一指标过大, 说明学校流动资产较弱;反之, 这一指标过小, 说明固定资产较少, 制约了学校场其发展。因此, 该指标属于适中型指标。

二、高校财务绩效指标体系构建

反映高校财务绩效的指标很多, 但由于各指标权重不同, 对绩效评价的重要程度也不一样, 应根据所研究的问题来选择指标, 选择指标时应遵循系统性、简明科学性、典型性、客观性等原则。笔者参考教育部和南京大学的研究课题《大学财务综合评价研究》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建立了递阶层次结构的高校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如图1所示。

三、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西区某4所高校进行财务绩效综合分析, 这四所高校的规模、办学模式等条件基本相似, 保证研究对象在同一个发展水平上。根据图1中的教学绩效、科研绩效、自筹能力、资产绩效4个方面的14项财务指标 (A1-A14) 进行综合评价, 其中A2, A5为逆指标, 即极小值目标, 在一定范围内与高校财务绩效呈负相关;A12为中性指标, 既不大也不小为好;其余为正指标, 即极大值目标, 其数值越大表明高校财务绩效越好。

一是事件集、对策集和局势集的确定。“选择财务绩效最好的高校”记为事件a, 则事件集A={a};选择高校A、B、C、D分别记为对策b1, b2, b3, b4, 则对策集B={b1, b2, b3, b4}。各个事件与对策相互匹配可得如下局势集:S={Sj= (a, bj|a∈A, bj∈B}={S1, S2, S3, S4}于是有:S1= (a, b1) = (选择财务绩效最好的高校, 高校A) ;S2= (a, b2) = (选择财务绩效最好的高校, 高校B) ;S3= (a, b3) = (选择财务绩效最好的高校, 高校C) ;S4= (a, b4) = (选择财务绩效最好的高校, 高校D) 。

二是目标及样本效果的测度。根据高校财务绩效指标体系选择14 (A=14) 个目标进行决策 (以下分别用u (1) , u (2) , u (3) , u (4) , u (5) , u (6) , u (7) , u (8) , u (9) , u (10) , u (11) , u (12) , u (13) , u (14) 表示) , 最终选出综合财务绩效最好的高校。根据各高校具体评价指标值, 确定各局势在决策目标A (A=1, 2, …, 14) 下的样本效果:

三是效果测度的计算。对于极大值目标, 取上限效果测度。例如, 对于umax (1) =m iaxm jax{uij (1) }=17.213, 则r1 (1) =u1 (1) /umax (1) =13.299/17.213=0.7726, 得D (1) = (r1 (1) r2 (1) r3 (1) r4 (1) ) = (0.7726, 1, 0.7929, 0.9288) , 同理, 可得到其他目标的效果测度矩阵, 其结果如下:

四是非等权目标综合效果测度的计算。根据各目标的重要性不同, 运用层次分析法 (A H P) , 确定评价一级指标W1、W2、W3、W4的权重向量W= (0.125, 0.217, 0.165, 0.494) , 二级指标的权重向量依次为Wc1= (0.321, 0.237, 0.207, 0.126, 0.109) , Wc2= (0.633, 0.260, 0.107) , Wc3= (0.193, 0.083, 0.724) , Wc4= (0.625, 0.239, 0.136) ;最后得到合成权数向量即目标权向量= (0.040, 0.030, 0.026, 0.016, 0.014, 0.137, 0.056, 0.023, 0.032, 0.014, 0.119, 0.309, 0.118, 0.067) 。因此, 多目标的加权局势决策综合矩阵为:

五是局势决策。根据多目标加权局势决策综合矩阵, 选择最大的综合效果测度值为最优局势。由于

所以S3为最优局势, bj*=b3为最优对策, 即高校C综合财务绩效最好。四所高校的财务综合状况由优到劣依次为C、A、B、D。

参考文献

[1]孟凡红:《高校财务绩效评价研究》, 合肥工业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2]李曙光:《基于层次因素权重分析的高效财务绩效评价模型研究》, 《财会通讯》2006年第6期。

[3]湛毅青:《高校财务绩效的模糊综合评价》, 《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7期。

[4]何桢、张鹏:《高校财务二次相对评价方法的研究》,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

[5]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曹丽文、吴圣林:《基于灰色局势决策理论的工程投标决策方法》,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