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18 17:44:07 | 阅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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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需创新治理思维
导读:一段时间以来,类似垃圾偷倒入江、跨地区偷倒等事件不时见诸报端,某种程度反映了一些地方在垃圾处理问题上面临的窘境。事实上,垃圾处理已经不单单是环境问题,更是治理问题,措置不当会引发“邻避困境”。在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的同时,做好垃圾分类已经成为必然要求。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并提出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保护好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环境既是“暖心工程”,更关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相较城市,在乡村,垃圾围村、垃圾围镇的现象也在加剧。笔者在武陵山区等地的调查发现,乡村地区的工业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激增,原有的垃圾处理能力严重滞后。有的县一年需要处理的生活固体垃圾为7.66万吨,垃圾厂处理能力却只有3.65万吨,处理率仅为47.65%。大量垃圾不经处理直接进入到自然环境当中,露天垃圾场比邻居民生活区和农田,破坏了居民居住环境、土壤环境、污染地下水。有的乡村尽管设置了垃圾转运点、建了固定的垃圾存放设施,但是由于后续处理环节缺失,一到傍晚就“家家点火、户户冒烟”,每家每户都变成了“垃圾焚化场”,严重污染空气。
垃圾分类既可以减轻环境压力,也是治理能力升级的体现。然而,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来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十多年来进展不大。各地广泛设置的分类垃圾桶,也大都成了摆设。垃圾分类是文明进步、公民意识的结果,很难想象在环保意识不强、习惯于胡乱丢弃的环境中,垃圾分类能够推行下去。因此,人们的垃圾分类意识,需要进课堂、进校园,从娃娃抓起,这对习惯养成十分重要;在社区,也有必要让环保志愿者等群体参与进来,督导人们垃圾分类。这也是日本、韩国、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推动垃圾分类方面的经验。
垃圾分类还需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改善。摆放分类垃圾桶仅仅是比较表层的工作,还要根据人们日常的行为习惯设计可行的政策制度。比如,台北市在世纪之初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就是考虑到人们承担垃圾处理费时的“节约心理”,制定了详细的垃圾分类标准,清洁队每天下午5点或者晚上9点到固定地点运输垃圾。同时,乱丢垃圾者往往会被处以重罚,遍布街头的摄像头以及鼓励市民举报的政策,让乱丢垃圾者无所遁形。浙江省金华市把垃圾分为“会烂的”和“不会烂的”,把会烂的垃圾丢进去转化为有机肥,不会烂的则由保洁员分拣后集中处理。一些城市小区,居民们还可以将可回收的垃圾用来抵缴物业费,这也有效了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引入社会力量,调动其积极性,成为参与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地球权益的托管人,必须以负责任的心态更加积极地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要基于人们的行为动机和现有的社会环境,构建全过程、多环节的垃圾分类工作体制,形成政府、社会与市场合作互动的工作机制。
“远方的校园”,防治欺凌更紧迫
导读:近日有新闻报道,某地一位少年在忍受7年校园欺凌后忍无可忍,拔刀刺死同班同学。随着“欺凌”成为治理关键词,校园欺凌事件不断被放在聚光灯下,促进了全社会对欺凌的关注。但同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处于中心城市、发达地区的欺凌案例,往往因为备受舆论关注而很快得到干预和缓解,而在人们看得见的冰山之下,还有更多“冰水里的刺痛”,也有更多沉没的声音。
日前一份基于四川、河北两省138所农村寄宿制学校17841个学生样本的研究,充分说明了农村校园防治欺凌更为紧迫。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遭受欺凌的检出率为16.03%,较城市非寄宿制学校更为严重。农村寄宿学校,是一个充满“缺失”的典型场域:远离父母,父母情感支撑缺失,学校则以“不出事为原则”。要在短时间内完全实现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均等是困难的,但防治校园欺凌绝不能先易后难,而应该寻求底线的基本持平。
不难发现,校园欺凌高发的地区,往往也是留守儿童扎堆的地区,是优质教育资源欠缺的地区,也是容易产生“问题午餐”的地方。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防治校园欺凌,只能是先坚决摒弃“大事化小”的心态与“放弃治疗”的态度,逐步将“敬畏规则、尊重法律”的认识论输入学生心里,让“宽容又不纵容,关爱又要严管”的方法论为师长熟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推进教育资源在更深层面实现均等化,推进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推进校园治理能力不断升级。
同时,治标是为了给治本赢得时间。从2016年末比较高检发布的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十大典型案例来看,防治校园欺凌的要义在于对学生“周围的空气”更精细的治理。而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对更多防治措施作了细致的表达。它既要求师长及时关注学生有无学习成绩突然下滑、精神恍惚、情绪反常,成为情绪上细致的观察者;也要求学校积极推进校园及周边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充当行为上全面的监护者;既要发挥教育惩戒措施的威慑作用,变成矫治中的鞭策者;也要避免出现歧视性后果,成为能提供“双向保护”的呵护者。防治校园欺凌,比较终还是植根于教育资源的整合,是一个在技术、人力、物力、心力上有巨大投入的系统工程,这要求消除教育差距的工作必须加度。
放眼整个国家,学生成长初始条件迥异,教育资源仍然不均,但健康成长、远离欺凌的基本线不应该有高下。需要承认,关注舆论和影响舆论的人多生活在城市,随着国家的进步,他们会对“身边的校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越来越关注,这是能够推动我们自身进步的好事。但同时,“远方的校园”,其实更需要我们去为之关爱、为之呐喊。如果重视程度只是以城市为中心、以舆论风口为圆心递减,那么减少校园欺凌,实现学生同等的健康成长就越来越难。
让游戏多些“天使”成分
导读:下班回家,在电梯的广告牌上,时常闪动着网络游戏的广告;客厅的电视里,精美的网游广告登陆不少电视台;侄子在手机上正玩着手游,叫他吃饭也爱搭不理……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游戏从未像现在这般深度裹进我们的生活,占据我们的闲暇与碎片时间。
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现实中关于游戏的正负影响,言人人殊。一方面,绝大多数家长视网络游戏为“电子海洛因”,恐避之不及,甚至对沉迷的孩子施以电击疗法等极端手段。但另一方面,据《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66亿人,游戏产业规模实现1655.7亿元,这成为主管部门心中的新兴产业、从业者眼中的朝阳行业。由此看来,游戏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在什么样的坐标中看待。
当然,仅用坐标的切换来接纳游戏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我们能不能让游戏有更多“天使”的成分?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游戏的本质。哲学家伯纳德·苏茨定义的游戏,就是“自愿尝试克服种种不必要的障碍”。世界上许多运动,诸如足球、篮球、围棋等,莫不是从比较初的游戏形态演化而来的。如今,没有人会认为梅西、库里、柯洁是“不务正业”。可见,一项事务是否具有正当性,关键看能否实现参与者的生存与发展以及人生意义。游戏行业衍生电子竞技这样的运动,而现实也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被玩家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吓一跳。有统计表明,如今中国有600万人每周至少玩游戏22小时,相当于干了一份兼职工作;世界所有玩家花在“魔兽世界”上的总时间超过593万年,相当于人类的演进时长……当岁月长河流经现实沃野却被蒸发掉大量水分时,不免引人发出浪费的叹息。但反过来想,如果把这部分时间全用在改变现实世界上,是否值得期待?
把时针回拨到3000年前,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出现了大饥荒。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通过游戏来熬过难关:所有人隔天吃饭,吃饭的一天不玩游戏,另一天不吃饭专心玩游戏,以此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淡化饥饿感,帮助吕底亚人度过了18年的饥荒。这一来自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的故事,真假无从考证,却道出了游戏另一面:游戏可以是一种介入社会危机的有效方式,也是应对社会共同问题的一种潜在解决方案。
现实中,也不乏游戏化解现实问题的案例。比如现象级游戏《口袋妖怪GO》,大幅玩家的运动量,30天内让美国玩家多走了1440亿步;又如中国首款军事游戏《光荣使命》,通过高度仿真的“战争模拟”,已运用到我军军事训练中;再如荷兰鹿特丹设计师发起的“WECUP”项目,将两个垃圾桶分别刷上诸如“伊拉斯谟大桥是分隔还是合并”等有关城市共同议题的标语,让人们将扔纸杯过程变成一次愉快的投票游戏,从而实现大型活动纸杯垃圾的回收。实践证明,做好游戏化设计,能让我们不仅全情投入虚拟世界,也能积极投入现实生活的改善之中。
有人说,“真正的智者,是明知虚无,却像开荒一样,在生命的荒野上建设意义。”对待游戏,我们不能止于“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选择,而应把“治水”化为“用水”,将现实世界改变得更美好。这就需要游戏设计师跟各行各业的老师、政策制定者合作,引导玩家跳出“打怪”,驾驭游戏力量以攻克社会难题的各种“关卡”。
食品安全的“整体水位”
导读:一根根五颜六色的胶带,捆住了生鲜蔬菜,却让甲醛超标10倍;超市里的活鱼,一方面是新鲜,另一方面可能有禁药残留……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场景,隐含着不容忽视的食品安全问题,媒体曝光再次触动了人们紧绷的神经。
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不断好转,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而且,从现实感受讲,“舌尖上的威胁”离得越近,人们的忧虑就会越大。从苏丹红到三聚氰胺,再到“瘦肉精”“皮革奶”……这些原本应该出现在化学课堂、化工车间或者科学实验室的专业词汇,却成了人们熟知的“常识”。据统计,食品安全已连续5年位居中国比较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之首。
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和群众期待对照起来看。品牌企业的信誉、监管规则的完善,是建立公众信心的关键因素。遗憾的是,近年来有许多大品牌在这个问题上得了负分。2017年1月1日起,台湾康师傅解散,这是从“油品事件”发酵以来的延续。近些年,上海福喜食品大量采用过期肉,一时间让不少快餐店噤若寒蝉;石家庄三鹿集团的牛奶,一度让中国奶业一蹶不振;南京冠生园的过期月饼,让节日的餐桌多了谨慎和担忧……品牌企业的质量失守,无疑会让人对监管缺位产生更大的忧虑。
无论从安全性和安全感的需求来讲,食品安全工作都不能有丝毫放松。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坚持比较严谨的标准、比较严格的监管、比较严厉的处罚、比较严肃的问责,增强食品安全监管统一性和专业性,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和能力。这是对具体工作的要求,更是对群众呼声的回应。
食品安全的整体水位,需要全社会涵养,但其解决之道,绝不是人人背诵安全口诀、人人成为食品老师。从治理角度讲,还是要以比较严的监管体系来托底,在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严格食品安全行政执法程序、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等方面下功夫,踏踏实实筑牢比较基本的安全线。
食品安全,没有完成时。随着生活水平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诉求,早已超越了简单的有没有毒、有没有害,而是到对健康、环保理念的追求。事实上,为了应对各种新的食品化学污染物、致病微生物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也在不断升级。2016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加强婴幼儿乳粉监管,从每个季度抽样检验公布一次改成“月月抽检、月月公开”;国家卫计委印发《食品安全标准与监考试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提出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与监考试估工作体系,制定、修订300项食品安家标准,将形成近1100项的食品安家标准体系,涵盖2万项指标,基本覆盖所有食品类别和主要危害因素……从满足群众期待的角度讲,只有从细从严抓好监管体系建设,才能不断食品安全的基准线,以食品安全形势的持续改善,不断人民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只有时刻保持“紧而又紧”的态度,才能让人们紧绷的神经逐渐舒缓,让食品安全的水位不断。
学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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